一、管仲变法的前奏

我认为说起汉代的经济是要先提一下管仲变法的，因为管仲变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尤其是盐铁专营的改革，汉武帝的盐铁政策正是由此一脉相承而来的。

管仲变法有两大措施，可谓是对后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分别是：士农工商的户籍分配与盐铁专营制度。

（1）士农工商的户籍分配

士、农、工、商往往被严重的错误解读，在中学课本上我们学到的就是士农工商是古代封建社会的阶层划分，士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最为推崇的精英团体，农居其二，可见封建统治者重视思想，重农轻商，甚至是重农抑商。然而士农工商的本意绝非如此，他实则是一种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里的士，不是文士，更不是士大夫，而是国士。国士又称国人，居住在国中，他们的义务就是应征入伍，所以又称国人武装。而且应征入伍不只是义务，更是荣誉，在中古的西方也是如此，为国出征是少数贵族才享有的荣誉。所以为什么木兰辞里会写：军书十二转，转转有爷名。因为木兰加就是这样的军户，或称军籍。如是，则后边的农、工、商也都是户籍而非社会层级。农业户籍的国民世代耕种，工商业户籍的国民世代工商。而且管仲还把同一户籍的国人集中在一起居住，这不仅是方便于管理，更有利于他们相互交流和学习，比如商人凑在一起就能促成更多商机，手工业者凑在一起就能更好的精湛技艺。

士农工商的户籍分配对后世的影响是，出现了国家承认的、专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2）盐铁专营

盐铁专营是管仲的又一大创举，齐桓公问管仲怎么收人头税，管仲说不收人头税，而是收盐铁税。人人都吃盐，家家都用铁，如此把人头税均摊进商品税里，国民交的税额增多，可国民却觉得政府没有收税，反而对政府好感倍增。因为当你买一把菜刀的时候你不可能知道多少钱是成本、多少钱是商家的利润，多少钱是政府的商品税，你只是一次性交付了所有的钱。所以表面上政府的人头税减免了，实际上人头税均摊进商品税里，税收反而增加了。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生意，盐铁专营的利益巨大，私贩盐铁的现象也就不绝如缕。为此管仲也制定了严格的肉刑加以制止。

二、文景之治的积淀

说道文景之治就不得不说起汉初的经济衰颓，经历的反秦战争的疮痍，然后是楚汉相争的拉锯，汉初的经济可谓是一穷二白。皇帝的车架连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都凑不齐，文武官员上朝更是要做牛车、驴车，前有白马之围，后有八王之乱，汉初的国家形式风雨飘摇，经济形势更是千疮百孔。

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形势，政府决定“休养生息”，并想出了两大解决对策：“轻徭薄赋”和“放水养鱼”。

（1）轻徭薄赋：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孟子说“什一而税”是王者之政，可见战国时候的国家税额不只是十分之一，所以孟子才能做到什一而税就不错了。但是到了汉代，则有“三十税一”，甚至“百一之税”的说法，所以单就土地税一项而言，汉代的确做到了轻徭薄赋。

而在制度上汉代还有一个很人性的设计，一个男子在古代二十岁算是成年，但是国家要到他二十三岁也就是他成丁后的三年才要求他履行付服兵役和劳役的国民义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人认为“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就是耕种三年，按照正常收成足以有一年的储蓄，这样一个男子二十岁成丁，组建自己的家庭，照理来讲他就有三年的时间为家里储蓄，等到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可以毫无顾虑的为国家效力服役去了，这正是因为汉初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底层出身，深知农民的辛苦，才从制度上制定了这样一条充满人性的举措。

（2）放水养鱼，巨商大贾的形成

自从井田制荒废后，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逐渐被人们认同，土地私有化也被人们所接受。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耕地私有化了，可是山川、湖泊、森林、江海还是属于国家的，于是无论是打猎、捕鱼，还是伐木、开矿，在法理上都应该算是违法的。实际上政府也多次带兵征讨，但是因为利益太大，按下葫芦浮起瓢，政府最后无可奈何，只能在关隘处设置关口，征收相应的商品税，所以征税的征也就是战争的征。如此一来则自管仲以来的对盐铁资源的管控放权给了民间，民间得以分享其中的利益。表面上看是政府不与民争利，实际上则促成了少数民间大商人的资本积累，并迅速成为地方上的财团势力。

三、休养生息的后果

从效果层面讲，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促成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在这一阶段甚至有国家连续11年不收田赋的壮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民间富足，政府的国库也得到了补充，国家从汉初的千疮百孔中走了出来。但是也正是由于政府太过放任，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也最终促成了汉武帝这个铁腕皇帝在我们心中雄才大略和冷酷无情的两面认识。

（1）轻徭薄赋究竟便宜了谁？

前文中我们讲到了汉代的轻徭薄赋，但是这仅仅是土地税一项，另外像人口税、兵役税等等还有很多。在除了汉代以外的朝代，你如果不想种地，你可以做乞丐、做流动人口，但汉代却不行，你做了乞丐还是要交人头税。所以到了荒年，老百姓手头没有钱，可是要交的税额没有少，恰好汉代对于土地又是允许自由买卖的。于是就有了小农逐渐流失土地沦为佃农，地主逐渐兼并土地富甲一方的现象。而作为佃农，每年上交给地主的份额可能会搞到百分之五十，然而国家的税赋却只有三十分之一，如此则国家收得越少，中间商赚的差价越多，底层民众却根本得不到实惠。

（2）放水养鱼究竟便宜了谁？

前文中我们说到一个汉代的人，即使无产无业也要对国家有义务，也要交人口税、兵役税等等，这边促成了汉代奴隶的形成，甚至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是奴隶社会，这实际上是错误的。首先奴隶社会的奴隶通常是战争掠夺而来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属于猪马牛羊一类，是所有者的财产，甚至可以自行处理。但是汉代的奴隶并非如此，汉代的奴隶是自由民，他们为了逃避政府的税收，于是依附在大地主门下，由雇主为他们代缴赋税，他们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雇主，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然而大量劳动力的聚集对于财富积累而言，有时候计算起来却不只是简单的加法。比如开矿冶铁，挖井煮盐等等，都是需要大量劳动力聚集才能够完成的，而其中的利益却远比种田来的更加丰厚。于是山林湖海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为地方财阀提供了丰厚的利益。

（3）豪强与巨商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

阎步克老师总结过，皇权和贵族是冲突的，贵族越强，皇权越弱。贵族如此，豪强和巨商也是如此，近代西方的所谓萌芽，也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倒逼政府而产生的结果。而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无论是轻徭薄赋还是放水养鱼，都客观上促成了地方巨商和豪强的出现。高中课本上关于史记里郭解的描写，表面上看是一个仗义疏财的豪侠被汉武帝冤屈杀死，实际上以郭解为代表的豪强实力实际上已经确实的威胁到了中央政府的统治。

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总结了三点冲突：

第一：自由商人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

第二：地方诸侯实力强大，中央集权旁落。

第三：权贵与商人集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政治。

四、汉武的国

易中天在他那套中华史里说过，说到汉朝，好像除了刘邦就是汉武帝，仿佛汉武帝能代表整个汉朝。是的，文帝、景帝是无为而治的，武帝之后也没有几个像样的皇帝，于是汉武帝就俨然成了汉朝的形象代言人。

这个在“七国之乱”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刚刚上台就面临着一系列危局，从窦太后的外戚干政，到匈奴的步步紧逼，地方诸侯蠢蠢欲动，豪强也是不得安宁。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倾尽一生把这些问题逐一解决，然而“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文景两朝的积蓄硬生生的被掏空，国家有事，钱从哪里来？

（1）汉代的政治背景

要想理解武帝之后的一切举动，我们先要了解汉代的政治制度，关于大司农与少府。

大司农负责田赋的税收，收上来的税赋归政府所用，少府负责工商业的税收，收上来的税赋归皇室所用。政府和皇室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分开的，如果谁有皇帝等于政府的意识，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这一制度本来是合理的，因为汉初经济衰颓，工商业几乎凋零，税收的大部分靠田赋，所以政府占大部分，皇室占小部分，是合理的。但随着之后的发展，少府的税收逐渐增多，甚至超过了政府，这是谁的始料未及的。

前文中我们说到了国家有事，政府没钱，于是汉武帝就把少府的前拿出来给国家用，这就等于皇帝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充公了。你或许说天下都是你刘家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可是汉武帝不这么想，我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充公，但是国家的事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北方的匈奴不是国家共同的敌人？于是汉武帝要求天下所有富商都像他自己一样，把自己的钱捐献出来给国家，来共同应对国库空虚的问题。结果响应这个号召的没有多少，大家都是糊弄了事。于是汉武帝一看，就怒了。我身为皇帝都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国家用，您们占用了我的山河湖海冶铁卖盐，关键时刻却事不关己。

（2）汉武帝的产业改革

汉武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煮盐、冶铁、酿酒是当时最赚钱的三个事情，既然你们不给国家出力，那么国家就要收回给你们的特权，于是盐铁和酿酒通通收归国有，这是一种类似于近现代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行为，汉武帝仅通过盐业专营的收入就占到了国家收入的将近一半，自此政府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

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国家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多数是像明代“盐引”类似的，政府颁发牌照授权等方式实现，或管控销售环节。直接介入制造环节，从原材料采集，到中间生产，再到最后销售都由政府把持在手里的，这是最典型的一次，这种形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央企。这和管仲的盐铁专营不同，管仲是民间煮盐、政府官卖，是一种民营官办的形式。

（3）汉武帝的算缗令与告缗令

如果说产业改革是汉武帝用国家之手，讲之前的自由经营变成了国家垄断，从而攫取巨大的利益，算是把生财之道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那么算缗令则更像是对富人报复似的、蛮不讲理的横征暴敛。

在政府财政遇到巨大漏洞的时候，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出了解决方案，向全国的有产阶级征收产业税，称之为“算缗”，凡是工商业者、高利贷、囤积商等，无论有无“市籍”（即士农工商中的商业户口），都要向政府如实汇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这几乎就是一种政府牵头的明抢了。

当算缗令颁布后，便出现了富商之家纷纷藏匿财产的情况，于是两年后“告缗令”也应运而生，告缗令的本质就是“发动群众告发群众”。所有人都可以向官府举报有谁藏匿财务，如果查证属实，则告发者可获得缴获金额的一半作为奖励。

告缗令发布后天下大乱，检举揭发成为一时风气，短短数年间，天下所有的中产以上人家，纷纷破产凋敝，过程中有很多人向武帝提出过抗议，但是纷纷被武帝驳回了。武帝甚至不惜采取杀戮的严厉手段来贯彻这两项政策的实行。

在汉武帝高度的中央集权下，最终成就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扳亿帝国。

五、汉代的对外经济交流

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后来的班超、甘英再通西域，都反映出了汉朝的对外交流。著名的丝绸之路正式由此而来，但是其实很多人对丝绸之路有着一定的误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丝绸之路上丝绸是主要的商品

事实上丝绸的纺织工艺虽然是中国的创造，但是随着商业的往来，西域各个小国也都逐渐掌握了制造丝绸的工艺。所以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并非是从中土一路西行的，丝绸也并非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货物。

（2）丝绸之路是从长安一直延伸到罗马的一条经济走廊

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有一队商人从长安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去到罗马，在赚的盆满钵满回到中国。但事实上，在显存的史料里从未记载过有任何人是走完了全部的丝绸之路。长安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罗马也不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丝绸之路是有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起点和终点链接在一起的。商人们只是在相邻的起点和终点上往来经商，传递着珍奇的货物与不同的文化。

（3）海上丝绸之路

汉代的远洋技术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政府派遣官员招募具备航海经验的水手一起出航的记载，也充分反应了早在政府介入之前，史料记载之前，民间就已经在进行着对外的经济活动。其中明珠、玻璃、犀、象、玳瑁、银、铜、香料等，也早已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地纷纷进入中土，而造纸术的传出也成为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空前影响力的重大发明。

总结：

汉代的经济发展从汉初的一穷二白，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形成了文景之治的富裕场景，却也买下了权贵阶层与中央政府的潜在矛盾。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外发动战争，对内进行整治，遇到了财政问题，通过他的铁血手腕解决了阶层冲突与国库空虚的问题，却也造成了以政府之名义与民争利的客观现象。

而汉代的对外经济行为也是有着政府主导和民间往来双线并行的，而且政府的介入实际上要略晚于民间。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

《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王介南

《易中天中华史》，作者：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