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六章 当代青少年问题”之“一”的节录，破折号后的斜体字为简评】

在许多范围内，“积极的”常常暗示着对丑陋现实的妄想性逃避，难道它不是对“本性”研究的所有临床态度中的一部分吗？这种本性在我们诊断帮助下是“可以治愈的”。……我将在每一阶段确定其最主要的力量，以及所有阶段中这些力量的渐成体系。这些力量对于人类（此处指世代）的生命力是有帮助的。如果我称这些力量为基本效能，我的目的是想指出，没有它们，所有其它一切善良与价值都会缺少活力。我使用这个词的正当理由是，对某些具有内在力量和有效性质的东西（如药物或饮料），当她丧失了它的实质时，我们要对这种涵义加以描述，就说它“没有了效能”。依照这一意思，我想我们可以使用“主要德行”这一名词，来表达能使人在一生各个阶段中充满生机的某些品质，希望就是其中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人的积极的动力是人的本性本身，是一切社会价值（善良与价值）的内在活力。

不过各种名词的使用对于个人的生长和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品质的概念化，使许多读者想起了自然主义的谬误。那就是，一种天真的企图，把发展人的某些种装饰性善行的愿望归之于进化。然而，较新的环境概念（如人类文化学者的Umwelt——周围世界）里包含了人生潜能与环境结构最合适的关系。即使人是一种善于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的动物，或者可以说，也是一种根据自己的创造而使自己易于与周围环境重新适应的动物，然而他却仍是一种要随着适合/他这种改变了的环境的/生命周期/而进化的动物——这只能意味着不断更新着的重要的适应潜能。如果人由于这种进化的安排而使自己能以一种其他动物所不能称之为生活的方式而经历着生老病死，他也就有能力做出诊断、治疗、批评和变化。反过来，这一切又有赖于力量的再生、价值的复苏和创造力的恢复。因此，我认为生命周期是一种发生的原则，使从婴儿期的希望至老年期的智慧这一系列德行得以永远延续。至于青年期及其最热烈、最不稳定的追求中心是什么这一问题，我断定忠诚是其主要力量，这种力量需要有机会去发展、去使用、去召唤——甚至去为之死亡。做出这一基本的声明之后，我只能重复所表明的青年期这一主题的某些变化，来观察忠诚是否确实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

——人的发展在于人内在的适应潜能。不是环境塑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环境。

每个人发展史上儿童期的收获会给他在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上留下幼儿经验的标志。……由于学龄儿童能使某些方法成为自己的方法，他也允许某些被接受的方法使他成为它们自己的。只有起作用的才被认为是好的，只有当事物起作用时才感觉到是被接受的，支配和被支配可以成为他最主要的快乐与价值。由于技术的专门化是人类部落或种族与文化系统和世界意象的固有部分，人对能利用的材料和牲畜进行劳动的工具所感到的自豪，扩展到了对付其他人们和物种的武器。这种能唤醒在动物世界中极为罕见的冷酷的狡诈以及难以估量的愤怒，当然乃是由于发展的结合。在这一切之中，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在少年时即已显著）乃是人需要将技术学的自豪与同一感结合起来，一种从幼儿期经验自然发展而成的个人自我一致性，和在与不断扩大的社会接触中所体验到的分享一致性结合的双重感。

——技术学是文化系统的具象，它与人内在的同一感紧密的结合成人这个整体。

这种需要在进化上也必须受到计划的影响并为其所理解，因为人们——已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人种，也还没有成为人类——必须感到他们是属于某一特殊的类属（宗教或民族，阶级或社会等级、家族、职业或类型）。他们以虚荣和深信的心情配载它的徽章（随着他们为自己类属而坚持的经济要求），抵抗外来入侵者、敌对集团和不人道的人们。这样他们就可以非常系统的使用一切他们引以为荣的技术和方法，即使在非常具有理性和文化极为发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并且认为不这样做就是不道德。

——人发展的内在本性与技术学的合一性，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文化精神，在其成为文化的同时已经开始僵化。

我们的目的并不想停留在人的道德的易于腐化和堕落的方面，而是要决定哪些是核心的德行。这些德行在心理社会进化的这一阶段——需要我们协同一致的注意和伦理上的支持，因为无论是反道德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都容易为了一种强大的伦理学而忽视人类本性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忠诚是青年自我力量的德行和品质。它属于人的进化的遗传，但是它——像一切基础品质那样——只能在一个生命阶段与一真实集体中个人和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中产生。

年轻生命寻找某些可以效忠的人和物的迹象，可以从多少受到社会鼓励的各种追求中看出来。这种迹象常常隐藏在改变忠诚与突然反常交织的令人迷乱的结合之中，有时是较为忠诚的反常，有时又是更为反常的忠诚。然而在一切青少年的表面变换当中，可以觉察出一种对变化持续性的寻求，这种寻求可表现于科学、技术方法的精确性或服从的忠诚中，表现于历史和小说描述的确切和比赛规则的公平中，在艺术作品的真实和再创造的高度忠诚中，或在服罪的真心实意和承担义务的可靠性中。这种寻求很容易被误解，而且常常也只是被他人模糊的觉察出来的。因为青少年总是要掌握原则的多变性和多变的原则性，他们在决定在做某事之前一定先走极端。特别有时在意识形态混乱和同一性扩散的边缘上，这些极端不仅包括叛逆的，而且还包括了不正常的、犯罪的和自我毁灭的倾向。然而这一切都可归之于合法延缓期的性质。在这一延缓期中，在把身体和精神的力量交付给现存（或将存）的秩序之前，可以试探一下某种真理的究竟。“忠诚的”和“合法的”无论在语言符号上和心理学方面都具有同一根源，因为没有体验作为忠诚的最高选择感的基础，法律上的承担义务就会是一种不安全的负担。而要发展这种感觉，乃是个人生命史的连续性和历史进程的道德力量的联合任务。

——人类的道德或者文化，不是生造的美好，而是为生命的合宜展开而创建的伦理规则。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读书笔记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