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哙
先生笺《定公十四年》，全引如录“戏阳速告人曰：「大子则祸余。大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若杀夫人，将以余说。余是故许而弗为，以纾余死。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先生于目录解曰“不信而可为义”，借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解释为“信与直为定名，而义为虚位”。总而言之，义也罢，道也罢，不可执一。
《春秋》所言，无非樊哙一言“大行不顾细谨”，《史记》此则描写颇好，樊哙之言行可为典范，在他看来，高祖之生死为重要，他事皆可轻视。后来高祖成事，其为自是大加褒赏，若不成，史书何以记载？顾诚言“若依历史事件为历史必然，则历史研究毫无用途（大亦如是，未翻书。）”，是言极是，他道出历史事件之真实存在，并不代表历史发展必然如是。历史之发展，必须与全人类之生存、发展之有益，否则，必为不义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