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个历史时期持强烈的道义批判，当然会导致可笑的误解——也许只有我们面对当代的现象时才能得到谅解:比如说，当我们面对下一个抉择不得不下赌注时，我们的态度或是希望或是焦虑，但决不是以自我放纵来假作原则。
作者认为1755年到1775年是一个具有“矫饰性”的时期。也许对于这个术语大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作者便举例来说明该现象发生。
矫饰性举动:格鲁克的新古典主义，有意拒绝诸多的传统技巧;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任性武断的戏剧性激情转调与切分节奏;1760年海顿交响曲中的暴力倾向……所有这些，都是为的填补因缺乏一个整合性的风格而产生的真空。
这个时候的古典风格，还在慢慢的形成。
每个时代都可以要求同等对待，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亨德尔去世到1775年，即使是海顿1760年代最好的作品节奏上的不安全感也常常出现。规则长度的乐句与不规则长度的乐句，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即使海顿对戏剧性无休止的典型运用很有效果，但在更大的语境中仍然显得缺乏逻辑。
于是，要定位此时作曲家们的个人风格，几乎只能在真空中进行，只能基于一个混乱的背景:一方面是巴洛克的技术和传统，另一方面是一知半解的古典和“华丽风格”追求。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弱点，便是在乐句节奏、重音与和声节奏之间缺乏有效合作。原因是由于古典风格的乐感和巴洛克的音乐驱动力之间产生了矛盾。
两种风格的驱动力量:
新风格:周期性乐句 | 巴洛克:和声模进
巴赫在很多呈示性的段落中喜欢用模进，希望完成运动的错觉。
然而，在伟大的古典作品中，运用模进正是为了利用这种悬置式的运动:
贝多芬的一些发展部中（如《“华尔斯坦”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当达到一个极端的紧张点时，模进（通常具有相当长度）就会将音乐保持住，让其稳固不动，尽管力度的重音凶暴不宁。
莫扎特最令人屏息的模进出现在他的发展部结尾:我们感觉主调马上就会出现，而且有赖于莫扎特的比例感，我们常常知道前面还会有多少小节。然而，就在这个当儿，我们却被一个丰富而雕琢的模进导入某个迂回。或者，我们本能的感到主调即将到来，同时却惊讶不已:
初看只是具有装饰作用的表面现象，其实确是对戏剧形式的一种提升。
以上便是今天的读书笔记。总结:在巴洛克与古典主义过度的这一段时期，音乐仿佛正处在探索尝试阶段。但我依然相信，某一种风格的出现，不是偶然，一定是某个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产物，其改变的风格，和认知观念，深深的受其背景的影响。
此外，以前很喜欢Mozart的作品，但是最近听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越听，越觉得深陷其中，有一些奇特的魅力。仿佛是这种对位，或者是多个声部交织。瞬间理解了之前好几位前辈告诉我说，巴赫的东西，年龄越大越喜欢。
音乐就是这样，总有一些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奇特。就像，此刻我读书，同时用音响播放巴赫的作品，会觉得这种体验无比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