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进苏联境内时，林晓棠望着窗外掠过的白桦林，心里一片茫然。刚到莫斯科，他们就被直接带进了一栋灰色的建筑，克格勃的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问话的人眼神锐利，反复追问他们的来历、目的，甚至连小时候的事都翻出来问。
顾维桢总是很平静，一遍遍说着自己的经历，声音不大，却条理清晰。林晓棠大多时候沉默，只有被问到关键处，才会抬起头，眼神里带着点麻木的倔强。两个礼拜后，他们被送上了另一列火车，目的地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那里的冬天比呼伦贝尔更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雪原，营房是用木头搭的，四处漏风。他们没有和其他重刑犯住在一起，而是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两张简陋的木床和一张桌子。每天还是会有人来问话，问题翻来覆去，却渐渐没了之前的严厉。
不用干重活，日子就变得格外漫长。顾维桢会给她讲以前在大学里的事，讲那些她没听过的作家和诗人，有时还会在地上用树枝写字，教她认那些复杂的俄文字母。林晓棠一开始只是听着，后来也会跟着念，声音在空旷的营房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渐渐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日子。夜里冷得睡不着，他会把自己的棉袄披在她身上；分到的黑面包，他总是把大的那半给她；有人来问话时，他会下意识地挡在她前面。这种依赖像藤蔓一样悄悄滋长，缠绕着她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半年后，他们突然被告知可以离开了。没有人解释原因，只是被送上了去远东的火车。抵达伯力时，正是初春，河面上的冰开始融化，空气里带着湿润的凉意。当地的政府把他们安排在一家华人开的饭店楼上，房间很小，却有扇朝南的窗，阳光照进来，能让人暖和好一阵子。
顾维桢很快找到了工作，在当地一所学校教中文。他穿上了干净的衬衫，戴上了新配的眼镜，站在讲台上时，眼里有种林晓棠从未见过的光彩。林晓棠每天帮饭店的老板娘择菜、洗碗，换取食宿，日子平淡得像杯白开水。
傍晚时分，她会坐在窗边等顾维桢回来。看着他从街角走过来，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心里会涌起一种陌生的安稳。她知道，这种安稳里藏着太多的无奈，可在异国他乡，能有个互相依靠的人，已经是奢侈。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想起那个冰场上的少年，想起他掌心的温度，想起那句“我会做你的太阳”。眼泪会悄悄掉下来，落在枕头上，很快被风吹干，像从未流过一样。伯力的春天来得晚，可终究是来了，就像日子，不管带着多少伤，总还是要往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