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的镰刀在林晓棠手里翻飞，草叶簌簌落地时，顾维桢总会递过水壶来。他的镜片总蒙着层灰，却挡不住眼里的沉静。两人渐渐有了话说，大多是关于田里的活计，偶尔顾维桢会说起书本里的事，声音很轻，像怕被风听去。
那天收工时，顾维桢突然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草垛后面。“小林，”他的声音发颤，眼镜滑到鼻尖，“我要逃。你跟不跟我走？”
林晓棠握着镰刀的手顿了顿。逃？她不是没想过，可往哪里逃？
“我不是释放，是‘监督改造’，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顾维桢的声音压得更低，“我要去蒙古，只有离开这里，才能像个人一样喘气。”他的手抖得厉害，“从土改到现在，我家里人……没一个能好好活着的。我不能再等了。”
林晓棠看着他，突然想起母亲被带走时的背影，想起王队长浑浊的眼睛，想起冰场上陈阳的笑脸。那些画面搅在一起，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她淡淡地点头：“好。”
顾维桢显然没料到她这么干脆，愣了愣，随即眼里涌上点光，“明天晚上，等他们都睡熟了，我们从后墙走。”
那一夜，林晓棠躺在冰冷的通铺上，听着周围的呼吸声，手指在褥子底下抠着泥土。她没什么可收拾的，只有身上这件打满补丁的棉袄。天快亮时，她摸了摸领口，那里曾经挂着陈阳送的珠子，现在只剩道浅浅的勒痕。
第二天夜里，雪下得正紧。两人猫着腰溜出知青点，脚印很快被大雪覆盖。北风卷着雪片，打在脸上像针扎，顾维桢在前头探路，她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没膝的雪地里。
一开始还能看见路的影子，后来雪越下越大，天地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连方向都辨不清。他们啃着冻硬的窝头，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夜里就挤在避风的石头后面，互相取暖。顾维桢的咳嗽越来越重，林晓棠的脚磨出了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第五天清晨，雪稍微小了些。他们爬到一个坡上，突然看见远处有几个移动的黑影。一个穿着皮袍的人朝他们挥手，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话。林晓棠心里一紧，顾维桢却拽住她：“是蒙古人，我们到了。”
他们被带到一个简陋的军营，士兵端来热奶茶，顾维桢喝了两口，突然捂着脸哭起来，嘴里反复喊着：“我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声音嘶哑，像困在绝境里的兽。
懂汉语的牧民翻译了他们的话，军官听完，皱着眉看了他们很久。三天后，他们被塞进一辆卡车，送往首都。审讯室的灯很亮，晃得人睁不开眼，问题翻来覆去——“是不是特务？”“有没有带情报？”“为什么要叛逃？”
顾维桢一遍遍说自己只是想活下去，林晓棠大多时候沉默，只在被问到“回不回去”时，才咬着牙说：“不回。”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官员模样的人看着他们，用生硬的汉语说：“要么回中国，要么去苏联。选吧。”
林晓棠几乎没犹豫：“去苏联。”
顾维桢看了她一眼，也点了头。
去苏联的火车在雪原上行驶，窗外是陌生的风景，林晓棠靠着车窗，看着雪地里偶尔掠过的蒙古包，心里空落落的。她不知道苏联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身后那片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火车驶过山口时，她回头望了一眼，祖国的方向被大雪遮住，什么都看不见。她想起陈阳，想起他说要等她，眼泪突然掉了下来，砸在冻得冰凉的车窗上，很快凝成了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