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163-213)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1]。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舆论，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189)，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2]。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以还相吞灭”[3]。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4]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又“常自损”，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5]，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6]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绍不善任人，“终不能定大业”。[7]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191)至建安十七年(213)的20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