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春眼里的“大丈夫”是从功利的角度定位的。公孙衍曾佩带五国相因，风光一时，而张仪提倡连横，终助秦王称雄天下。景春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各种光环和荣耀，因此也去学习纵横之术，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打心底里鄙视公孙衍和张仪这些人，认为他们只知道一味顺从和迎合君主的喜好，左右周旋，就像妇女顺从自己丈夫一样，以顺从为最大的原则，没有人格和操守可言，属于仆妾之臣。孟子一向重视德行、仁义，因此他不赞同景春的观点。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孟子眼里的大丈夫标准。
大丈夫首先是品行上的以民为本社会责任的担当，其次才是行为上的荣辱得失宦海沉浮的名利。在孟子眼里，公孙衍、张仪只能算得上英雄，他们只有行为处事的表现，却没有个人德行的要求。
孟子的观点为人们广泛认同，后代无数仁人志士，都可视为这一观点的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