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结构的主体是欲望的主体，其根本的内在动力源于缺失与匮乏，并通过幻想与世界建立联系，这种幻想不仅是主体看待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是其看待内在世界的窗口，因为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体验周遭的世界，也会体验自身的内在状态，将其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与之产生联结。
我们渴望的其实是客体的幻想，而非客体本身，因此，在神经症的结构中，存在分裂的主体、符号性的语言体系，以及在二者之间起作用的特定幻想，这种幻想也是主体与始终具有内在匮乏性的客体建立关系的方式。
在拉康看来，神经症是一种默认的结构位置。也就是说，神经症是绝大多数生活在由语言和律法规训的世界中，且由幻想驱动和指引的人类所具有的基本心理结构。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常状态”。如果要从统计学角度定位所谓常态，比如大多数人的身高、体重所处平均水平，那么神经症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心理状态，可被定义为所谓的“正常心理状态”。
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神经症性的，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会因为出现困扰自身、具有破坏性或致残性的症状而寻求帮助？其原因在于，神经症的这种结构是否会表现出痛苦、致残、具有破坏性的症状，取决于压抑的强度和幻想的稳定性。对有些人来说，生活中出现的症状会产生痛苦体验的原因，是他们的幻想稳定性出现了裂痕，这一裂痕是由压抑的力量所导致的。
压抑是支撑神经症的独特心理机制，那些你试图驱逐出意识领域的想法，因为它们与你当下的主导心智状态相悖，或是具有创伤性，又或是你无法应对的想法，可称为与自我不相容的表象。拉康认为被压抑的并非表象，而是能指。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那些被压抑了很久、患者早已遗忘且成为症状内在动力的能指，往往会突然浮现。在特定情境下，患者会突然意识到那些自己早已忘记的场景和能指，这正是引发症状的主要原因。
拉康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补充了一个观点：在神经症中，原乐也不可避免地被压抑，原乐是一种无限的极乐、满足与愉悦的状态。任何一个成年人，要依照社会契约正常生活，就必须舍弃这种全然无限制的极乐状态，因为社会和社会契约无法接纳那些只追求极致享乐的人，更何况这种极致享乐本身就难以实现。因此，神经症的体验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之中。
弗洛伊德很早就指出，任何被压抑的事物终究都会回归。你发誓再也不会做某件事、再也不会想某个念头，很快它就会再次萦绕着你，甚至比你发誓之前更甚。这种回归会以无意识的构成物的形式显现，比如梦、口误、过失行为等，有时也会表现为症状。
症状是否出现，与压抑的强度和幻想的稳定性都有关。神经症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可能千差万别，涵盖了广泛的临床现象。在精神病学中，特定的症状总是与特定的临床病症相关联，比如幻觉被视为精神病的征兆。但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并非如此，神经症性症状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典型的躯体症状，比如肠易激综合征、皮肤病等，当他们无法找到器质性病变的原因时，这类症状都属于神经症的表现。症状也可能是心理与躯体问题的结合，比如焦虑。焦虑是一种典型的心身症状，它同时表现为内心的混乱、焦躁、坐立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同时也常常伴随躯体症状，比如心动过速、出汗等，会同时在纯心理层面和躯体层面表现出来。还有些症状则完全是心理层面的，比如幻听。幻听至今仍被视为精神病的特异性症状，是判断患者患有精神病的明确依据。但从拉康的视角来看，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出现幻听的人并非必然患有精神病，幻听也可能源于未被处理的、具有冲突性的哀伤过程，比如因未能为至亲的离世充分哀悼，而反复听到逝者声音的幻听，就不能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病的症状。
判断这些症状是神经症性、精神病性还是倒错性的核心，依然是其所处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患者自身与症状的关系来区分。以幻听为例，如果患者感到完全被幻听所控制，幻听具有强烈的侵入性，患者无法对幻听形成客观认知，幻听的出现与具体情境毫无关联，这类型的幻听则更可能是精神病性症状，或是潜在精神病的表现。但如果患者并未被幻听控制，且能够对其形成客观认知，也能在谈及幻听时表示自己并非受其摆布，那么这种幻听大概率就是神经症性症状，而非精神病性症状。因此，患者谈论症状的方式，也可以作为诊断依据，帮助我们区分神经症结构和精神病结构。
神经症的结构在言语中的表现总会让人感觉其想要表达的内容，超出了话语本身的字面含义，主要有三种具体表现。一是患者感到自己的内心正在经历某种体验，但却难以找到恰当的语言来准确、具体地描述这种体验。这种体验可能是过往的，也可能是当下的，但其强烈程度，与患者能够用来描述它的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和矛盾。二是患者时常觉得自己无法准确表达自我，在描述自身症状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神经症性的焦虑患者描述自己的焦虑时常常只会说“就是焦虑啊”，而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赋予自身症状意义。作为分析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患者的焦虑都是相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主体，其体验的焦虑也具有独特性。三是神经症患者常常会说出一些超出自己本意的话，这与前述第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在第一种情况里患者找不到恰当的表达，但同时也会出现患者会无意间说出一些话，事后又会说“哎呀，我刚才说的不是真的”、“我虽然那么说了，但并不是那个意思”之类的情况。这可能是弗洛伊德式的口误，也可能是神经症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让那些比患者本意更有力量的话语脱口而出，就好像无意识试图通过患者的言语显现自身，这也是在分析中让神经症的患者尽可能的进行自由联想的用意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言语表现，都始终处于怀疑、不确定、犹豫、无知、茫然和无助的语境之中。无论具体症状如何，典型的神经症状态，其核心驱动力都是怀疑、不确定和茫然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临床准则。
而神经症性的移情，其实是上述言语表现的直接延伸，将拉康所说的“假定知道的主体”投射到分析师身上，甚至觉得分析师知晓关于其症状的一切，包括病因和解决方法。患者常常会明确向分析师寻求支持、指导和建议。但同时，这种对“假定知道的主体”的移情背后又始终伴随着怀疑、不确定、犹豫、无知和无助的感受，附着在症状上的这些情感特质，同样会附着在移情之上。
因此，分析师接待神经症患者时，绝不能认同患者投射给自己的“知者”身份。尽管被患者视为专家会满足自恋的需求，但在实际工作中，绝不能陷入这种身份认同。因为神经症的结构中，还存在“不愿知晓”的动力。患者一方面迫切渴望有人能帮助自己，为自己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却又并非真的想要得到任何帮助，因为神经病患者无意识的想要维持这种无助和不确定的状态，那才是他们熟悉的状态。他们迫切呼喊着帮助，可一旦有人伸出援手，他们就会说“这还不够，再想想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师绝不能陷入“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身份认同，无论这种身份认同能带来多大的自恋满足，尤其当患者迫切寻求建议时，切勿随意给出所谓的专业意见。
拉康提出的神经症的两种主要亚型：癔症和强迫症。有三个关于这两种亚型的错误认知，需要先予以破除。首先需要破除的误区是：癔症患者都是女性，强迫症患者都是男性，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所有癔症患者都是女性、所有强迫症患者都是男性。第二个需要破除的误区是：癔症必然表现为躯体症状，如昏厥、癫痫样发作、皮疹、肠易激综合征、肌肉痉挛等；而强迫症则仅表现为心理症状，比如强迫性思维。这一误区同样没有实证依据，癔症结构也可能表现为心理症状，强迫症也可能伴随躯体症状。第三，癔症和强迫症并非相互排斥的，一个处于神经症结构中的人，在其一生中，可能会在癔症和强迫症的状态之间转换。这也就意味着，分析师在临床工作中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必要时应调整诊断以指导治疗过程。
在临床工作中，区分癔症与强迫症与症状无关，而是与主体性、大他者和欲望相关。
在癔症的状态中，患者的典型表现是将自身的痛苦归咎于大他者，言语中充满强烈的控诉，比如“这些都是我的问题，但责任不在我，是所有人对我做的一切造成的，从我出生起，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为敌。”患者会强烈地将责任和过错从自身转移到大他者身上，会试图报复大他者，或揭露大他者的匮乏与缺失。具体表现为，患者可能会陷入与父母的各种矛盾和纠葛，也有些时候这种表现会上升到更广泛的层面，比如如果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社会，想要报复社会以夺回自己认为应得的东西，患者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激发大他者的欲望，因为欲望始终与匮乏相伴，人只会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存在欲望时正说明其存在匮乏。因此，癔症患者非常热衷于激发大他者的欲望，极力将自己置于欲望客体的位置。由此，癔症患者往往会给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感觉，他们似乎总在试图向世界传递一种信号：他们是被渴望的，或是希望自己是被渴望的。
然而，即便将自己置于欲望客体的位置，也不代表他们认为自身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拉康在其所有著作中都强调，癔症的欲望始终是根本上未被满足的，因此癔症患者会不断从一个人、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客体。也基于癔症患者希望自己是被渴望的，因此，癔症患者的话语多围绕关系展开，且在亲密关系中，性别特质的问题往往是核心矛盾，他们常常抱怨，无论自己多么努力，都找不到一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人，常常将亲密关系描述为不令人满意的，自己的伴侣始终无法达到自己的期待。
将癔症与强迫症对比，会发现二者的表现几乎完全相反，强迫症患者不会将自身的痛苦归咎于大他者，反而会认为，大他者与自己的问题毫无关系，他们会表现出对世界的冷漠，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与此相伴的是，他们会极力贬低他者对自己的影响力，无论是工作中的老板、学校里的老师，还是亲密关系中的伴侣。患者会反复表明“他们想控制我、塑造我，想让我按他们说的做，但我只想做我自己。”在强迫症结构中，大他者的力量被削弱，甚至被消解为无，如果大他者表现出欲望，对患者来说就是一种问题，强迫症患者往往难以应对他人表现出的欲望，因为他们将他人的欲望视为试图控制自己的手段，或是将其视为一种要求，而他们最无法应对的，就是大他者的要求，究其根本，是他们不愿依赖于大他者的要求，这是强迫症与癔症的一个本质性区别。
癔症患者将自己置于欲望客体位置，期待整个世界都能看见自己的“好”，而强迫症患者则往往表现出自我贬低，认为自己毫无价值，他们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无论是工作还是亲密关系，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不配拥有，无法达到他人的期待。癔症的欲望是未被满足的，而强迫症患者的欲望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欲望一旦出现，患者便难以应对。因此，癔症的话语往往围绕性的问题展开，如何为男性气质、何为女性气质，何为被渴望；而强迫症的话语，则常常围绕存在的问题展开，如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有自杀的想法，而是说患者会反复思考生命的意义，会不断提出所谓“存在性问题”。
此外，与癔症患者抱怨“没人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不同，强迫症患者会反复表达自己不愿承认、不愿面对自身的欲望，他们会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不想依赖任何人”、“我不想被任何人操控”。
在拉康看来，癔症是神经症的默认结构，如果神经症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默认心理结构，那么癔症就是神经症最常见的亚型，而强迫症则是癔症的一种变体，是部分患者应对自身核心癔症性冲突的一种方式，在很多强迫症的背后，往往存在癔症的结构。因此，强迫症的临床处理更为复杂，因为治疗需要先处理强迫症的症状，之后还需要处理其背后的癔症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拉康提出了癔症的话语，却没有提出强迫症的话语。癔症话语的公式中，知识（拉康用 S2 表示）始终处于缺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产出的位置，而产出的位置不仅是获得益处、产生益处的位置，也是缺失的位置。因此，在神经症中，知识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破碎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患者带到咨询室中的知识，也适用于分析师在咨询中对自身知识的运用。这表现为，患者既认为自己的认知是不完善的，希望从“假定知道的主体”这里获得更多的知识，但同时如果分析师在咨询中一味展现自己的专业知识，患者也会试图揭露这些知识的缺陷和破碎之处。因此分析师的解释和干预，始终需要聚焦于客体a，而非展示知识。
在拉康的理论中，神经症并非一系列症状的集合，而是一种结构，是主体、大他者和客体之间通过幻想建立起的相互关系。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限制、命令和禁忌的世界，任何成年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中正常生活，就必然需要压抑原乐，接受自己无法永远处于极乐的状态。因此，人类的存在从根本上就伴随着缺失和匮乏，也始终存在着压抑，因此，神经症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与大他者建立关系时的基本心理结构。
由于大多数人能够构建相对稳定的幻想，依靠这种幻想与世界、与自身建立起正常的联结，并能将压抑控制在一定程度，使其不会引发反复、痛苦的症状，也不会导致幻想的崩塌和裂痕。但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某一时刻遭遇打破幻想的事件，因而出现暂时性的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