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诊断并非主要基于对患者症状的评估，而是基于对言语和移情的，因为症状往往具有迷惑性。
举个例子，仅仅因为患者呈现出进食障碍这一症状，并不能判定他是厌食症患者。这取决于进食障碍在患者个人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取决于患者与自己与进食障碍的关系。如果一名患者无法进食是因为他认为总会有人想在他的食物里投毒，所以他不敢进食，进食意味着冒险，那么这样的患者与那些因为坚信自己非常胖而迫切需要减肥的进食障碍患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仅依赖“进食障碍”这一症状，还必须探究该症状在患者人生历程中的背景、性质、起源、表现形式和重要性。
拉康的诊断系统相对简洁，他认为患者通常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结构，分别是精神病、神经症和性倒错。毋庸置疑，这三种不同的结构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出来，而且同一种症状，实际上可能对应多种结构。这意味着，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所说，患者出现妄想和幻觉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患有精神病，这些幻觉也很可能是在神经症的背景下出现的，拉康认为精神病通常源于“排除”，神经症源于“压抑”，而性倒错源于 “否认”，这三种结构所处的框架与传统精神病学截然不同。
首先，每次个类别都是“结构性的”，而非“符号性的”。这里的“符号性”指的是基于符号或症状的方法，也就是精神病学所采用的方法；而“结构性”指的是基于关系的方法。结构本质上指的是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特定关系存在于主体、作为语言和律法体系的大他者之间，且由欲望客体所中介，因此，我们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就是至少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主体、作为语言和律法体系的大他者，以及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客体。
其次，拉康认为这三个类别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它们并非反映一组固定不变的临床现象，而是代表着具有变化可能性的状态。拉康不认为患者在最初表现为神经症后会转变为精神病，但在神经症这一类别中，他区分了癔症和强迫症，并且认为，在患者的一生中，神经症的临床表现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动态”并不意味着结构之间的转换，而是结构内部的变化。例如，在治疗过程中， 患者最初可能表现出某些症状，比如典型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症状可能会转变为其他形式，例如强迫行为，或者反之。
最后，诊断的关键标准并非症状本身，否则就会回到符号性方法，而是言语和移情。基于患者的言语进行诊断意味着，分析师要非常仔细地倾听，关注患者言语的每一个细节，关注患者的言语如何反映出知识与真理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拉康认为，在这三种结构中，知识与真理的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
在神经症中，患者的言语本质上受到怀疑、未知或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不确定性或未知的必然结果是渴望了解更多，或者渴望获得比已积累的知识更完善的知识。实际上，神经症患者在描述自己的症状时，往往处于一种无知的语境中，处于怀疑症状来源、不确定症状含义、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以及担心症状对生活产生何种影响的语境中。这通常也是患者寻求治疗师帮助的出发点。例如，他们可能因为持续失眠而来咨询，会说：“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失眠，但你是专家，所以你应该知道，请你告诉我它的来源，告诉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精神病结构患者的言语则与神经症结构的患者完全相反。精神病结构患者的言语以绝对确信、绝对肯定为特征，这种知识是强加给主体的。比如他们可能坚定地宣称，自己的思想被神秘力量操控，每一个念头都不是自己的，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客观依据，但患者会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反复强调，哪怕你拿出科学证据反驳，他也会完全无视，这就是绝对确信的言语特征。所以，精神病结构的患者在描述自己的症状时毫无怀疑，他们知道症状的含义，虽然有时无法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但他们明确知道症状有其意义，并且通常能非常肯定地说明症状的来源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影响。
性倒错的判断标准是“快感”，它指的是极乐、满足、愉悦，是快乐与痛苦的混合体。分析师能过性倒错的患者的话语感受到他们在享受自己的症状，或者至少享受向分析师描述自己的症状，以至于可能会让分析师感到不适。比如他们会非常详细的描述自己性幻想，这是神经症患者不会做的事，因为神经症患者通常会为自己的性幻想感到羞耻和尴尬。但有一些倒错的患者会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如何享受性行为，并且会说：“但我的伴侣不喜欢这样，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是性倒错结构患者的另一个特点：他们自己通常并没有太多痛苦，而是他们身边的人感到痛苦，他们来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要求他们来。
移情是拉康提出的第二个主要的诊断标准，这里主要指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移情关系。
拉康对移情的定义与弗洛伊德略有不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移情是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建立的一种情感联结。而拉康认为，移情总是与对分析师的某种“知识归因”或“专业能力归因”有关，也可以说，移情指的是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建立的关系本质。拉康认为，在这三种结构中，移情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动态特征。而症状虽不足以作为诊断依据，但会影响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移情关系。
在神经症结构中，患者将分析师定位为拉康所说的“假定知道的主体”（“un sujet supposé savoir”），即被认为拥有知识、具备专业能力的主体。这也体现于前方所述的神经症患者的言语特点：神经症结构的患者在无知的语境中看待自己的症状，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会认为分析师拥有相关知识，具备专业能力，是假定知道的主体。
在精神病结构中，由于这类患者对自己症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并且生活在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分析师则不是“假定知道的主体”，而仅仅是一个见证者或记录员，是一个负责记录、接纳、吸收他们的妄想和幻觉的人，分析师并不被认为比患者自己更了解这些妄想或其他。
而在性倒错结构的患者那里，分析师则常常会被定位为“假定享受的主体”，他们会试图让分析师成为同谋，试图让分析师含蓄或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其症状、 幻想或其他行为的合作伙伴，他们不仅想让分析师认可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更想让分析师也成为自己所呈现内容的分享者。
诊断会为治疗提供依据，因为治疗的方向、治疗的方式以及治疗的进展都由诊断决定。但诊断一定需要时间，无法急于求成，有时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得出相对可靠的诊断结果。弗洛伊德也曾提到过正式分析前需要进行“初步咨询”，在德语中他称之为“Probationszeit”，字面意思便是“测试期”或 “试用期”。在这个阶段应让患者尽可能自由、开放地表达，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患者的病史，以全面、深入地了解患者的结构。
另一方面，人类是动态的存在，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所处环境、所维系的人际关系，以及遭遇的某些人生事件。而这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制定完全精准的诊断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会造成诊断一定具有临时性。因此，精神分析师不应等到完全掌握患者结的全貌后再行动，因为这种等待决策的行为，实际上意味着推迟临床干预，导致治疗毫无进展。因此，尽管治疗师的假设存在不确定性，且需要花费时间思考自身对患者的意义，但仍需接受临床工作的紧迫性，在未达到百分百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因为至少这个诊断能提供一个近似的方向，让你知道如何引导治疗，使患者从中受益。而随着治疗的推进，精神分析师需要准备好随时修正自己的诊断，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此外，我并不主张将诊断结果告知患者，在各种AI看病症状搜索盛行的当下，告知患者本就具有临时属性的诊断，既无必要也非常有可能会给治疗带来反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拉康从未宣称他的诊断体系是全面且完整的。比如，拉康在关于焦虑的研讨班中讨论弗洛伊德的“狼人”案例时，曾提出“狼人可能属于边缘型人格障碍”。但在拉康的理论里，根本没有“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个概念，只有三种心理结构。事实是，拉康一直强调的是这三种结构，尤其是神经症和精神病，是精神分析师在临床工作中最常遇到的心理结构，但他从未宣称，这是只有这三种心理结构。
所以，拉康的诊断体系既非完整，也非全面，它并非一个终局性的理论，更不该被当成教条和教义，而应成为我们在临床实践中灵活运用的工具。
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的核心工作工具就是言语和移情，症状对于诊断而言，具有很强的迷惑性，这也是拉康主张脱离症状、从其他维度进行诊断的原因。这个思想才是我们应当从拉康诊断理论中汲取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