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12：中国学术的生机何在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先生说：如有王者兴起，也必要有一世，也就是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真正行于天下呀！
中国的学术，从一开始，便是人在与天的“对话”、“沟通”中形成的返躬。作为全球最适合原始农业产生与生产的华夏，与天的“对话”、“沟通”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天道运行规律的整体把握，北半球的气候环境变化，决定了中国人的时间认知跨度之大。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年，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一甲子”，这些说法表明，中国人的时间认知单位是大跨度的。长期农业发展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人要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去把握天道运行的规律，从而顺应和利用这些规律。二是将天道运行和内在人心关联起来，发展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用这种理论进一步加强反躬自省。三是由周文化，形成的破与立、传承与发展，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整体宇宙观。
纵观以上三点，我们发现，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既没有采一种开拓、创造的手段，也没有形成一种打破、重构的意念。完全是取一种“适者生存”的姿态。正因为如此，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本质上一场“新文化”运动，试图用新文化赋予中国学术一些生机和活力。
实际上，从源头上讲，中国学术本身是有生机的。只不过这一丝生机没有本真正放大罢了。
孔子讲：“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表明，孔子所做的学术，不是坐而论道，不是百无一用的，稍加实践，一念便可见效，三年要有成就。
这一次，孔子讲得更明白：“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如果够走运，能够一天下而治之，那才是真正的走上人生巅峰。
关于这句话，中国后来的学术研究者一是抱定了为圣人讳的教条。总认为孔子毕生都没什么机会实现自己的为政抱负，圣人尚且如此，后来的读书人也不必把做事儿当做读书的目的。即便是有些“为政”的冲动，也是拐弯抹角、羞羞答答，半抱琵琶犹遮面的。二是一些自认为书读的很活的读书人，把一半的精力用在读书以外的钻营上，侥幸成了为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而是瞧不起死读书的人，甚至也不相信自己是靠了孔子的一套发了迹的。
概括一下，中国的读书人，是将读书和做事分开来看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学术的越来越没有生机，越来越糟糕。
实际上，中国学术的根子上——孔子那里，是讲究内圣外王的，通过读书内修自己的仁者之心，无限逼近通达的圣贤。然后通过自己的仁者之心将仁道化行于天下，从而完成修齐治平的人生使命。
孔子讲“如有王者”，实际上隐晦地表明如果有幸成为可以将仁道化行天下的王者，有一世也就是三十年的时间，是可以实现仁道行于天下的目标的。
孔子讲得这些话，被向来谦虚、内敛的中国学者不断朝着一个隐晦、低调的方向弱化，直到一点点阉割掉中国学术中的那点生机与活力。
作为西周之学的衣钵传承人，孔子这个一生都不怎么得志的老头儿，尚且有“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气度，尚且敢低吼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的心声，中国学术怎么可能在根源上就没有生机呢？
只不过，后来的读书人，书没有读透彻、读明白，便想当然的将读书和做人做事割裂开来，在生机上做了自我阉割，一头扎进温柔的太虚境界中去了。
还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有血性，一百年前，人家在《国学历代变异的问题》一文中这样结尾：“现在欧化东渐，又有个西方美人，要来和我这个东方古国举行一种学术结婚了。或者‘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竟会诞育一位宁馨儿，像从前宋学一样？或者也许因‘老夫耄矣’血气已衰，终至流胎？这且看罢。”
要说中国学术无生机，纯粹是死读书者自己无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