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2日 星期四 晴

婚检诊室里，每一份报告背后都潜藏着一个家庭的未来。然而，当医生手握一份可能改变他人命运的检查结果时，却发现自己深陷于一道无解的伦理夹缝之中。

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不将患者婚检结果告知其另一半，患者几乎不会主动告知伴侣，如果其伴侣不幸染上疾病，必将大闹医院，上诉法庭，医生吃不了兜着走；如果将患者的婚检结果告知其另一半，由于泄露患者的隐私，患者本人必将投诉医生，医生同样吃不了兜着走。

一边是法律筑起的隐私高墙。《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二条如利剑高悬：泄露患者隐私，必担责！于是医生被缚住手脚，只能将HIV阳性的结果深锁于档案柜中，眼睁睁看着毫不知情的伴侣在毫无防备的亲密关系中如履薄冰。另一边是伴侣应有的知情权——婚姻本是相互托付的盟誓，若连对方的重大健康隐患都无从知晓，这盟誓岂非建筑在流沙之上？当“隐私”被一方当作隐瞒的盾牌，另一方“知情”的权利便如薄纸般脆弱，医生的良心亦在知情与沉默间备受煎熬。

于是悲剧反复上演：医生恪守隐私法条，结果对方不幸感染，愤怒的伴侣告上卫健委，医生停职待业；医生若于心不忍告知伴侣，患者旋即投诉隐私泄露，医生同样难逃处分。无论选择哪条路，最终跌入深渊的，似乎总是医者。广东那位医生听闻年轻男性患者冷静要求隐瞒HIV时的心惊，福建医生面对女方家属恳求掩盖精神病史时的挣扎——这些并非孤例，而是无数婚检医生心头沉甸甸的日常重担。

对于婚检结果，常有患者拿隐私权说事，表示医生倘若透露给伴侣，就是侵犯隐私权，就是犯法，就要找医生的麻烦，这令医生们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患者所说的隐私权，在别人眼里就是知情权，隐私权要保护，难道知情权就不保护了吗？这其实就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该如何平衡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要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保护隐私是为了获得患者的信任，是对患者的一种尊重，而信任和尊重恰恰是开展诊疗的基础和前提。

而现在，患者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发生了冲突，只能保护一方，更可怕的是，患者的隐私权会直接侵害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生命健康权更为重要呢？

法律保护隐私的初衷，本是为了建立医患信任的桥梁。可当“隐私权”被异化为恶意隐瞒的工具，甚至可能吞噬伴侣的生命健康权时，这座桥梁便出现了危险的裂缝。上海松江法院撤销被欺诈婚姻的判决，无疑为知情权投下了庄严一票——婚姻缔结的基础是真诚，对重大疾病的隐瞒，足以动摇婚姻存在的根基。

解决之道何在？法律需要更精细的指引。能否在坚持保护隐私的前提下，为涉及重大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的情形开辟特别通道？或者，能否在制度设计上寻求突破——例如将双方婚检核心结果整合在同一份报告中，由双方共同领取？婚姻本是两人共同编织的生命之网，健康信息共享应是题中之义。

婚检项目全面本是科学严谨的体现，它守护的是婚姻的基石与下一代的健康。然而当制度存在模糊地带，医生便成了首当其冲的承受者。在隐私与良知、法律与道德的天平上，医生每一次艰难的抉择，都在叩问着我们：生命的重量，是否终将超越冰冷的条文？

面对如此困局，医生需要的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清晰指引，更需要制度性保护的屏障。在寻求平衡点的漫漫长路上，他们只能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努力在荆棘中前行——但求无愧于心，但求天下有情人，皆能在阳光下缔结诚实无欺的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