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总是大同小异，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千秋。从中产阶层的安稳生活坠入底层挣扎需要多长时间？
答案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不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有时仅仅是一场意外、一场重病，或一次冲动的离职，就足以让命运的齿轮"咔嚓"转向。
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们不敢停下脚步，因为身后是需要我们支撑的家人。谁都想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所爱之人活得体面。
但生命中总会有不期而遇的岔路口，有时一个选择失误，就会让后面的路步步艰难。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东京贫困女子》中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位女性的经历，或许能给每个面临相似困境的中年人，多一个参考的角度。
01
从光亮到暗巷：她曾也活在阳光里
53岁的川上女士，住在一栋老朽的木制小楼里，说是公寓，更像一间勉强遮风挡雨的棚屋。
她的家门口没有正经的路，得从外面的胡同七拐八绕，钻到一块“前方车辆禁止通行”的牌子后面，才能找到一条昏暗无光、不见车道的小径。
这儿的光线晦暗，氛围压抑，与外面时髦繁华的街区相比，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房租是5.2万日元，因为这栋楼本就是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准备的福利房。
在这一带，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住处了，所以周围环境显得格外恶劣——房子几乎与外面的道路断开，近乎一栋被遗弃的建筑。
屋里照不进阳光，地面潮湿泥泞，墙壁有缝隙，冬天寒风直往屋里钻，川上女士只能裹紧毛毯，硬扛过一个个天寒地冻的夜晚。
她离过婚，有一个22岁的女儿，女儿在一家大型医院做后勤工作，时薪1090日元，属于非正式雇佣，每月到手工资约12万日元。
别看如今日子过得艰难，川上女士家也曾阔过。她出生在东京一个中产家庭，赶上泡沫经济时代，父亲是媒体工作者，收入不俗。
她本人曾就读于初高中一贯制的知名女校，中学时因成绩优异，通过指定校推荐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女子大学。毕业后，她轻松拿到一家上市企业的内定职位，一路走来履历光鲜，顺风顺水。
27岁时，川上女士和同公司一位年收入500万日元的男同事结婚。但前夫在婚前已有孩子，因他与前家庭始终拉扯不清，两人争吵不断，她一时负气离了婚，甚至一分钱抚养费都没要。
那时她坚信，哪怕成为单身母亲，也有能力将女儿抚养成人。事实上，离婚后她独自带着4岁的女儿，经济上也确实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离婚后，33岁的川上女士决定带着女儿回到老家，试图开启新的生活。
命运似乎给了她一丝眷顾：她抽中了月租仅3万日元的公团住宅，同时凭借名校文凭，顺利获得一份国立大学教授秘书的正式职位，年收入约400万日元。
靠着这份稳定的收入，加上儿童补贴和抚养津贴，母女二人的日子不仅没有陷入窘境，反而过得相当优渥。
女儿学业出色，川上便将她送进了私立中学。然而，就在女儿刚升入初一不久，一场家庭巨变悄然降临。
02
命运的急转弯
川上女士的父亲去世了，而她的母亲早在几年前就已离世。
问题出在她大两岁的姐姐身上——姐姐一直有精神方面的困扰，毕业后从未工作，长期依赖父母生活。双亲相继离去后，独自一人的姐姐精神状况急转直下，彻底病倒。
考虑到姐姐的处境，川上女士将家里的房产和财产全部让由姐姐继承，指望这笔资产能支撑她度过余生。
然而父亲去世两年后，川上女士突然接到关西一家精神病院的电话，得知姐姐已住院，被确诊为“统合失调症”（注：一种可能导致幻觉、妄想，使患者难以正常生活的精神障碍），需要家人照料。
更令她震惊的是，姐姐在未告知她的情况下，已卖掉老家房产，在关西购置了公寓。川上女士不得不开始往返东京与关西的远距离看护，一边工作，一边频繁奔波。
医院表示，为降低长期住院率，姐姐这类患者无法长期住院，每月需接回家数次。川上女士只得频繁请假，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父亲留下的遗产很快被姐姐耗尽，她还需承担姐姐的生活费。
每月交通费、住院费从3万到10万日元不等，高峰时甚至达到30万日元。她偶尔还需雇佣临时看护，又是一笔开销。同时，女儿的教育开支也未停止，川上深感分身乏术。
然而，姐姐的病情持续恶化，看护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服药监督也难到位，而这种病不按时服药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期间，姐姐多次出现自杀倾向（如试图跳河）和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等行为。
每次姐姐发作，医院便通知川上女士去处理，她的生活节奏不断被打乱，工作也受到影响，给所在大学的研究生事务带来不少麻烦。
在远距离奔波、心力交瘁、对姐姐放心不下的多重压力下，川上女士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辞职专心照顾姐姐。她原以为等姐姐病情稳定后，自己能重返职场，找到与之前收入相当的工作。
03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
那会儿“看护离职”还没有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社会问题，更别提什么补助了。
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往往优先保障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人。一旦患者有家人可以依靠，所有的看护负担和经济压力便会转嫁到其家人身上，这意味着庞大的医疗开支完全由家庭自行承担。
川上女士在2011年决定离职专心看护姐姐，但当时的制度规定，申请看护停工必须满足“同居且存在抚养关系”的条件。由于她和姐姐分居两地，姐姐并不符合申请资格，她连一段短暂的看护假期都无法获得。
对比之下，直到2017年，《育儿介护休业法》修订后，需要看护家人的劳动者才能申请每个家庭成员合计最多93天的看护停工期。
在医院频繁的紧急通知催促下，川上女士在焦虑中做出了冲动的决定——辞职。她原以为凭借自己约500万日元的存款，总能渡过难关，等姐姐病情稳定后再重返职场。
然而，姐姐的病况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存款在短短一年内就消耗殆尽。
她曾向姐姐居住地的市政厅求助，却被各个部门推诿扯皮，精神病院亦不向家属提供咨询或援助通道。
就在她心力交瘁地坚持看护三年后，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最让她心疼的是女儿，孩子本来在名校读书，特别懂事，体谅妈妈为了照料姨妈的不容易，经常一个人在家自己照顾自己。
可高二那年，家里实在掏不出学费了，不论她们怎么恳求学校延迟缴纳学费，都得不到任何通融的余地，女儿只能含泪退学，转去函授学校。
女儿退学后，一边打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一边刻苦备考国立大学，但最终遗憾落榜，只能进入一所作为保底选择的、入学竞争激烈的私立大学，依靠助学贷款维持学业。
然而，大学仅仅读了一年，女儿不愿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即便成绩很好，还是决定退学，早早踏入社会赚钱养家。
04
从辞职看护到债务深渊：无助者的恶性循环
当川上女士在45岁因看护姐姐而离职时，她未曾想到，仅仅两年时间，自己便会从一名拥有稳定收入的中产女性坠入赤贫的深渊。
从45岁到47岁，她的积蓄被彻底耗尽，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针对“看护离职者”的专项救助措施能够施以援手。
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往往优先保障那些无依无靠的个体，而有家人的患者，其看护负担与经济压力大多转嫁给了家庭。
随着年龄增长，重返职场变得异常艰难。不仅正式工作无从寻觅，就连普通的兼职机会也对年近五十的她紧闭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她姐姐医院仍然会寄来高额的费用催缴单。无力支付的川上女士只能一次次打电话道歉，恳求宽限时日。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医院的时薪工作，工资月结，但一张张催缴单让她喘不过气。走投无路之下，她被迫向非法高利贷求助。
所谓“个人融资”几乎无需审核，只要提出需求，当天就能放款——这背后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非法金融机构。
川上女士借了5万日元本金，代价是每10天2万日元的惊人利息。在将驾驶证照片发给对方后，她实际到账的只有扣除首期利息后的3万日元。
对方要求她10天后归还5万本金，或者先支付2万利息延期还款。她艰难地来回借款数次，总算还清了最初的5万本金，本以为事情可以翻篇了。
然而，非法放贷者却再次主动打来3万日元，以此纠缠住她这个“老实人”，要求她继续偿还利息。
川上女士最终选择报警，警方虽给予了警告，但骚扰并未停止。对方不断给她工作的单位打电话，甚至以她的名义订购大量披萨。在高利贷持续的骚扰压力下，她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也黄了。
从最初3万日元的借款开始，她前后竟支付了接近100万日元。这怎叫一个“屋漏偏逢连夜雨”。
05
人生没有如果，善良为何总被辜负
最终，为了彻底摆脱非法高利贷的无尽骚扰，川上女士只得带着女儿仓皇搬家。她含泪求助昔日工作单位的教授，几经周折才得以进入现在的医院工作。
直至近两年，母女俩才勉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女儿终于能够自立，姐姐的病情也趋于稳定。她们总算从负债的深渊中挣扎而出。
回首往昔，川上女士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前半生未曾尝过的苦难，后半生一件都未曾落下。尤其想到女儿曾以优异的成绩被迫从名校退学，她眼中至今泪光闪烁。
夜深人静时，有一个念头偶尔会浮现在她脑海：如果当初接到关西医院电话时，她狠心拒绝承担姐姐的看护责任，是否就能保住那500万日元的积蓄和年薪400万的工作？
女儿或许就能顺利从国立大学毕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母女俩的年收入甚至可能达到700-900万日元，更不会有无端损失100万日元的高利贷噩梦。
若是选择漠视，她的良心却又过不了这一关……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当社会的保障体系未能充分托底，沉重的看护负担便全然压在了家人身上。
像川上女士这样，从小家境好、责任感强的人，反而最容易因为良心过不去，扛起超出自己能力的重担，最后被推入牺牲的漩涡，甚至连她的孩子也难以幸免。
由此可见，从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滑落至社会底层，有时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灾难。或许只是家中多了一位需要长期照料的病人，就足以把全家拖向深渊。
也难怪那些家里有“来自星星的孩子”的父母，无论自身条件多么优越，往往都不敢轻易下赌注——再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谁又能保证，这个孩子未来不会成为今日的川上女士？
那份从出生起就注定要背负的、关乎另一个生命的沉重责任，或许正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套用这本书里一句扎心的话来结尾：如果一个国家必须让一部分人坠入深渊才能维持运转，那么谁又能保证，下一个被推落谷底的，不会是你我呢？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