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符号学有一个定义，称符号学是一种语言的科学，多种语言的科学。简言之是一种元语言，也就是说，它不能把它自己的语言当做一种材料，一种透明性，一种工具，并且质询自己在其中说话的位置。换言之，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
写作是一个这样的空间：语法的人称和话语的始源，相互缠结，然后消失在不可辨识的状态中。写作是语言的真理，而不是个人的真理。因此写作永远比言语走得更远。
一：修辞学的产生
修辞学是元语言，诞生于与财产有关的法律活动中。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修辞学已经部分地为雅典人所专有了。这种原始的修辞学，或者叫做克拉斯修辞学，是一种关于组合段，关于话语的修辞学。而不是一种关于特性，修辞格的修辞学。
言语艺术最初是与一种所有权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语言是通过在其基本粗暴性中被肯定的那种赤裸裸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人们开始自行思考语言以便维护他们自己。正是在社会冲突的层次上诞生了关于虚假言语（比如说诗歌）的一种最初的理论构想。
二：高尔吉亚与散文典范化
莱昂蒂尼的高尔吉亚在公元427年来到雅典，他是修昔底德的老师。高尔吉亚对我们的作用是将散文置于修辞学规则之下，使其成为一种学术性话语，一种美学对象，“自主语言”，“文学”之祖型。要求提升修辞格的高尔吉亚，为修辞学提出一种聚合体方向前景，是散文通向修辞学，使修辞学通向“风格学”。
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新修辞学
柏拉图研究两种修辞学，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好与坏修辞学的对立，柏拉图修辞学与智者派修辞学的对立，构成了一种更大的范式。真正的修辞学需要一种整体的，无私的，一般的知识。这种“概要性知识”的对象是使灵魂型式和话语型式相联合的对应性或互动关系。柏拉图的修辞学将写作与个人心灵对话研究加以区别，两者由一种灵性之爱联结。共同思想可能是辩证法的座右铭，修辞学是爱的对话。
难道不应当说一下切除了柏拉图的修辞学都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吗？的确如此，滋养古典手册的一切教化成分都来自亚里士多德。那时诗学的技艺就是修辞学的技艺，修辞学家就是诗人。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定义为“从每一主题中抽取其中所含说服力的艺术”，也许比这些定义更重要的是，修辞学是一门技术，而不是一种经验事实。即产生一种事物的手段，此事物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其根源在于创造性的主体，而不在于被创造的客体。不存在自然的或者必然的事物之技术，于是话语既不属于彼也不属于此。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是一种特意简化的逻辑学，也就是关于常识，普通意见的修辞学。扩展到文学创作后就包含了一种公众美学。
在公元前2世纪时希腊修辞学家群集于罗马，修辞学学校也纷纷建立。修辞学的修习期限有三个周期，语言学习，语法学习，随修辞家学习。通过融合与稀释，修辞学不再与诗学对立，而成为一种今日应称为“文学”的卓越概念。它不再只是一种教育学的对象，而是成为一种艺术，因此它既是一种写作理论，也是一个有关文学形式的宝库。
我们称新修辞学或“第二智者派”为文学的美学，它于公元2世纪到4世纪盛行于统一的希腊罗马世界。在聚合体层次上，新修辞学提出了“风格”的假定，它赋予以下辞藻性因素以基本价值：拟古风，延伸隐喻，对偶法，押韵句。
四：修辞学的胜利与消亡
可以说，修辞学取得了胜利，它支配着教育，修辞学在消亡，它被限定在此领域，逐渐失去了伟大的思想威信。威信的丧失是由于一种新的价值的上升。在中世纪末期，修辞学的教育渐渐失去作用，在16世纪，这一传统被制度化，采取了另一种稳定的形式。
修辞学的典规极其繁多至少在18世纪末以前如此，很多著作是用拉丁文写出的。文学在修辞学扼杀之前仍然是支持它的力量，但是旧修辞学在消亡之前又受到“风格心理学”的挑战。
但是，断定修辞学消亡就意味着我们能够详述取代它的东西是什么。修辞学必定永远在与相邻学科（语法学，逻辑学，诗学，哲学）的结构性互动中被读解，它是系统的游戏，不是其中每一个部分在历史上都重要的。
作者：张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