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开篇是一首诗: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首诗，写得一般，可以说是北宋的老干部诗，当然就算是老干部体，也比现在的老干部强多了。作诗的人虽然不是老干部，但却跟老干部关系密切。

此人姓邵名雍，字尧夫，是北宋神宗年间一位极有名望的大儒。说他是大儒其实有些不恰当，邵尧夫创立了象数学派，精通易理与道家学说，不是普通的儒家学者。他隐居在苏门百源山之上，号称“百源先生”，多次蒙当时仁宗皇帝下诏授官，但他终生不仕，大有闲云野鹤之风。

不过其实邵雍这个人并没有远离政治，后来移居在洛阳，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从游甚密，名动一时。死后，这个一辈子没当过官的邵雍却有了谥号，谥为“康节”，可见，跟老干部混久了，毕竟不是白混的。

所以邵雍其实并不是不喜欢政治，表面是个不问世事的高人，其实却是个牵线搭桥的政治掮客。

这种掮客，通常政治敏感性都特别强，从他这首诗就能看出来。

这首诗是一首颂圣诗，何谓颂圣诗，就是歌颂圣上英明，歌颂太平盛世，所以诗中说，人乐太平无事日。

所以你看，至少在开篇引用这首诗，水浒传写的并不是乱世，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盛世。大宋仁宗年间，就算发生了瘟疫，贤臣也在赈灾，皇上也忧心如焚，该减赋税减赋税，该去找张天师攘灾就去，尽管这方法并不唯物主义，但皇帝是好的这点是没错的。

就算洪太尉走失妖魔之后，到了徽宗年间，金人尚未南下，东京城里还是一片祥和，皇帝爱好蹴鞠这种健康运动，苏轼这样的大才子还在歌咏，一切看起来都是很好很好的。

且看《水浒传》一路描绘下去，百姓尚安居乐业，乡村野店尽管偷宰个肥牛，除了这些作恶的天罡地煞，也无大的违法事件，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问题，大宋很太平，人民幸福指数很高。

但是为什么就造反了？有人会说，书里说了，是逼上梁山，那么为什么被逼上梁山呢？

如果研究一下梁山好汉的背景，就会发现，这些人都不是最底层的民众。

柴进是拿着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宋江是郓城县公务人员，家里是豪富的大地主，晁盖是村里保正，吴用是乡里的学究，鲁智深是西北军的军官，杨志是杨家将的子弟，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徐宁是随鸾伴驾的御林军都头，李俊是浔阳江的盐枭，张顺是鱼市牙子，武松是清河县的都头，除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石竭村的渔民，石秀疑似流氓无产阶级， 陶宗旺是田户出身的建筑工程师， 你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平民。就算是偶尔几个平民也是平民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盛世中，他们活的都应该挺滋润，那么怎么就造反了呢？

我们很长时间以为，最先造反的一定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其实不是，最先造反的是中产阶级。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他的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

他们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梁山好汉是大宋的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之外，他们自然对生活有更高的需求。

柴进的丹书铁券是个虚名，正常的官员不会跟他来往，所以他只能结交江湖豪杰，在他们那里他才是个大人物，他有社交和尊重需求；宋江是个县城小吏，这意味着他一辈子只能屈居人下，可是“他自有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猛虎落荒丘，他有自我实现需求；杨志家道中落，想的是不辱没祖宗，重新光耀门楣；呼延灼、关胜、鲁智深这些军官想的是上沙场杀个痛快，博他个封妻荫子；阮氏三雄想的是大块吃肉，大块喝酒，大秤分金银，任性赌钱；武松想要的是别人尊重他。

这些需求仔细看看都不是劳动人民的需求，都不是生理需求，他们的需求多处于马斯洛第五层次的需求，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少部分人要求的是第四层次的需求，但多数能满足的只是第三层次甚至只是第二层次的需求。

一贫到底的人民其实要求特别低，他们处于马斯洛需求的第一层面，只要满足生理需求就行了。只要能吃饱，底层百姓不会去造反。但是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有更高的需求。所以很多人看水浒，觉得这帮人杀人放火，不就是一帮坏人吗？不就是一帮人渣吗？其实不是，是这些好汉属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大宋的中产阶级，他们这些人的现实需求得不到满足，欲望又得不到释放。

为什么得不到满足？

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官与民，朝与野两种模式。这两个模块几乎是不交流的，前者是统治阶级，后者是被统治阶级。

这些梁山好汉呢，处于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是上层阶级的帮忙和帮闲，属于体制内的边缘人。双枪将董平，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大刀关胜，包括呼延灼、鲁智深这些军官，杨雄，戴宗宋江这些小吏，他们都是给体制帮忙的，体制没有他们不行，但是体制又不给他们出路，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武官的出路不好，小吏也没什么前途。

那么离开这个体制行不行，也不行，外面还有很多想挤进去这个体制的，比如卢俊义这些人还会花钱捐个员外郎，弄个给体制帮闲的身份，因为只有披着这么一个体制的身份，你才能获取对其他人的一个伤害权，或者至少，你获得一个免于伤害权，这是集权体制下一个老百姓的悲哀。

古代把地方官叫牧，牧羊的牧，这个词非常形象，老百姓就是羊，官员就是牧羊人，老百姓始终处于一个被剪羊毛的地位，你要想改变这个地位，就只能当牧，当官，当不了官，那么就当牧羊犬，帮着牧人管这些老百姓。这些梁山好汉们大部分也都是这么一个牧羊犬的角色。

对于这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来说，一方面非常需要这些人，因为官员的数量实际是非常少的，我们知道，官员主要都是靠科举上来的，三年一次，数量非常有限。科举考试，唐代考诗文，宋代考策论，明清考八股，但不管考什么，都与实际的处理事务没有关系，官员都是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学者，但是具体事务需要的是干练的行政人员，所以就非常需要这些人，需要这些下级军官，下级文法小吏。

这些人非常有用，这些人掌握了一点小权力，但这些人没有上升台阶。

体制就是体制，要想当官员，就只有一条路径，参加科举。科举的本意，就是把优秀的人才选出来，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所有的人才都进入体制。

这也是唐太宗的理想，他曾经在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是圈套的意思，唐太宗兴奋地搓手，高兴什么呢？天下英雄都到老子的圈套里来了。

南宋奸相秦桧当国，有个骗子用他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拜见扬州太守。谁知被扬州太守识破，连书信带人扣了起来，转交给秦桧处置。谁知秦桧不但不责罚这个骗子，还给了他一个官做。有人问他，秦桧却有他的一番道理：“此人胆敢假冒宰相的书信，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把他困住，他郁郁不得志，必然北走胡、南走越矣！”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说？秦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都很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最先造反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很低，不到吃不饱饭不会反抗。他们主要防的是什么呢 ？防止这些有聪明才智，有智商有野心的中产阶级精英，防止他们搞事情，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吸收到体制内来，让他们在体制内慢慢消磨时光。

这是最好的策略。万一吸收不进来怎么办？吸收不进来就杀掉他们。

西周的时候，周朝的两个开国元勋周公和姜太公有个讨论，有个贤人躲入深山不受齐国征召，三次请他出山不出，姜太公就把他杀了。周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姜太公说，愿意为我所用，才叫贤人，三次征召你还不来，你是想与君父为敌。这样的人不杀还留他过年吗？

所以一个集权社会是拒绝任何竞争的，要么为我所用，要么为我所敌。体制内不需要人才，体制内需要的是把人才都笼络起来，纳入这么一个体系，即使不是所有人。

读书人只要愿意“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愿意皓首穷经，钻进纸堆里穷其一生为功名折腰，国家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是“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英雄白头了，也就造不了反了，英雄浪费青春固然可惜，但也总好过英雄总是思考社会变革。

英雄好汉们都在这个体系里慢慢衰老，慢慢消耗自己的雄心壮志是最好的。

国家的算盘打得好啊，但实际执行起来总是要出偏差。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朝廷里有坏人啊 ，用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就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里的四大奸臣，把国家这套体系搞坏了。二是因为这些人既然都是才能超绝之辈，他们也不会总是安于自己的位置。

好汉们不甘心啊。老版央视水浒有个细节，李雪健老师演的特别好，就是宋江剖黄文炳心肝那场戏。李雪健老师把宋江的愤懑不平演得丝丝入扣，实际上宋江为什么恨黄文炳？仔细看，黄文炳做的事并没有错啊，他是江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一个副市长发现有人题反诗，找出来这个人是职责所在，黄副市长不但政治敏感性强，而且业务很精，面对梁山贼寇的计策，都一一识破。宋江恨黄文炳，并不只是说黄文炳害了他。而是因为，黄文炳是他理想中的样子。

黄文炳是所有读书人理想中的样子啊，这里说的读书人，包括白衣秀士王伦，包括宋江，包括吴用，甚至可能包括柴进，同样是十年寒窗同样是踌躇满志，但有的人就是金榜题名，有的人就是名落孙山，宋江在蹉跎岁月，黄副市长在平步青云，恨呐，怎么会不恨，所以宋江吃黄文炳的心，吃他肉，是把自己前半生所有的愤怒不平都发泄出去了。

好汉们开始都是认同这个体系的，林冲没做错任何事，可惜老婆漂亮，被高衙内看上了，老婆被调戏，林冲忍，但是他想忍，高衙内却不想忍，把林冲刺配了，林冲休了妻，到了沧州当了贼配军还是想忍，还想靠着个人奋斗，说不定有什么出头机会。但是不行，高衙内还是要害他。

杨志也想过忍，只要逮住机会，就往上爬，你看看杨志，为了能爬上去他没有节操，他不管花石纲是不是祸国殃民，他也不管梁中书是不是贪污腐败，他只要向上爬，向上爬就行了，但就是不给他机会。

表面上是这些人运气差，被一个小人所害，慢慢逼上梁山，实际上为什么有小人？

因为这些好汉们所拥有的，可能他们尚有不满，但别人已经很不顺眼了。这是一个互害型社会，林冲老婆漂亮，可能他的好同事陆谦就不满了；杨志有口宝刀，牛二就不满了；杨志得了梁中书宠信，一个老奶公就不满了；柴进的叔父柴皇城有个好花园，高唐州知州高濂的小舅子殷天锡就不满了。

看起来都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这是偶然吗？不。

实际是因为这个社会资源太少了，往上攀登一步太难了，任何试图超越本阶层的攀登都被视为僭越。你只要有任何一点出格都想把你拉下来，拉到你走投无路。

即使你没有任何出格的想法，也可能“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因为这个资源匮乏的社会，有的是人嫉妒你的漂亮老婆，惦记你的姘头，惦记你的几亩良田，羡慕你的一点儿小特权。

这是不可抗力啊，在这些面前，宋江的一肚子权谋没用，柴进的丹书铁券没用，林冲的武艺高强没用。

那么何以解忧呢？唯有造反。

《水浒传》第一个故事不是108位好汉，他写的是王进，王进没有造反，王进爸爸打了高俅，高俅发迹要整王进，王进挨了一顿打，带着老母跑了，好好的家不能回，好好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能当，还连累老母，但是王进没有造反，他说要去投军，从后来史进去找他的迹象来看，估计投军也没有投成，可能发生了什么不测。

这是一个标本的贪官作恶的故事，施耐庵手笔很大，一开始就把一个具体的恶人抬出来了，高俅。高俅这样的无耻小人，居然青云直上，一路到了太尉，这说明国家的这套笼络英雄的体系出了问题。

至死王进没有造反，水浒传一开始写王进是有深意的，他是想树立一个良民的典范，王进的武功高到令人发指，他这么大本事，受了这么大委屈，他都没造反，是想说这么个意思，但是，一个良性的社会，不能要求人人都是王进啊，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圣人啊。

所以造反不可避免。

知道了为什么造反，就该知道为什么招安了。

天下虽然四大寇横行，但其实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也依然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梁山。梁山好汉一开始的目的也并不是要与朝廷分庭抗礼，梁山好汉的目标其实简单“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前面说了，梁山好汉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精英，还是有野心的精英，他们的目标最初是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通俗点说，就是阮小七的那句话，“一腔热血，卖给一个识货的。”

当初是晁天王晁盖哥哥义薄云天，及时雨宋公明宋哥哥慧眼识英雄，所以投了梁山，而当梁山逐渐做大的时候，当朝廷也伸过来橄榄枝的时候这些人的想法会不会变呢？毕竟谁也不知道梁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当然会变啊 。

想当初白衣秀士王伦王哥哥不是因为挡了好汉们的道，就被捅成了筛子，晁盖晁盖晁哥哥给不了大家出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曾头市，宋江宋哥哥给不了大家出路，会不会莫名其妙的死在聚义厅，将来出来个李俊李哥哥，柴进柴哥哥呢？

当然会的，好汉们虽然拜了把子，名字刻在一块石碑上，喝了鸡血，但是挡了别人的道，该捅刀子还是要捅刀子的。

那么一身权谋的宋江当然会指出招安的明路，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这
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这个阶层的共同选择。

英雄好汉，天天打熬身体，不近女色，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有条上升出路吗？所以，他们的逼上梁山，本来就是一场大宋中产阶级注定要回归的集体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