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是用来辨明善恶之分，阐释教导劝诫的。善可以被用作训诫的，随时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

徐爱说：“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的本原。那么删削恶事本身杜绝邪恶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制在将要萌发的状态吗？”

先生说：“圣人著述经书，本来无非就是这种意图。然而又不必拘泥于文句。”

徐爱又问：“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为什么唯独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所说的‘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正确吗？”

先生说：“《诗经》已经不是孔门原来的版本了。孔子说，‘要禁绝郑声，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既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也可以在乡党群民之间演奏，都是宣讲平和，涵养德行，移风易俗，怎么会有这些诗在其中呢？这就是助长淫乱导致奸恶了。这些诗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当世的儒者附会而成，以补足三百篇的数量。而淫靡之词，世间俗人大多喜欢传颂，如今街巷皆知了。‘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是欲求解释而无法解释，从而为这些恶诗解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