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的关系非常微妙，法看来是硬的，情看来是软的。但法是人定的，也由人去执行。执行的人有情，这法就有了弹性。
更进一步说，当法愈严苛，愈不合人情的时候，那执行的人，就可能变得愈重要。
古时候，堂上老爷说：“给我打！一百大板！”
话固然从老爷嘴里说出来，这处罚也很可能根据了“法”，但那“知和有”，必竞不是老爷。
于是，一百大板可以“打死”，也可以“打活”。
据说那高明的衙役，能高高举起、快快落下，却只打得表皮受伤，完全不伤内脏。
当然，他也能看来一样打，不用五十大板，就叫你见阎王。
法，一定要合理，不合理的法要修，而不能用“人情的执法从宽”来补偿。
因为在这执法从宽中，不但不能真正地“执法”，而且造成许多弊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发现别人要你签不合理或你办不到的约，你必须知道，从签约的那一刻起，除非你够大、够硬，否则每一个搅局的小鬼，都可能修理你。
情与法不够分明，让许多人在这当中得了好处，也让许多人就这样被吃死。
你可以要求修法，不可以故意违法。只有当“法”能公正、合理的时候，执法才可能严明、弊端才可能减少。
《我不是教你诈2》| 刘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