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压着同样的韵脚”。我们研究历史发生了什么，往往是为了预见未来将会发现什么。因为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旧事总会重演，这次没有不一样。华尔街同时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华尔街没有新鲜事，人性不变，市场也不变”。当人们发现这样的规律在经济领域也不例外时，人们便称之为市场周期，并为之着迷，希望通过它战胜市场从中获利。
既然历史将不断重演，那么抓住了市场的过去，我们便能捕获市场的未来，难道不是吗？然而市场周期就像通往巨额财富的索桥，大部分人们看见后便不假思索的前仆后继，怕落人身后达，但当人们奔上桥后，发现身边的人不断跌向市场的深渊，最轮到自己一脚踏空。
所以关于投资首先要思考的事情是：市场周期是什么？
谈到周期我们必然回顾历史，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就在不断的探索经济的周期性问题，同时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1862年由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采用统计的方法，系统梳理历史数据，研究了每一次周期内价格、利率、银行准备金、经济活动、投资和就业的变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不约而同存在相一致的周期性波动，该波动周期大概率持续7-10年。后被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为“朱格拉周期”。随着朱格拉周期理论的流行，1923年基钦周期、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30年库兹涅茨周期相继成形。这些周期理论通过统计不同的经济数据，例如猪肉库存、住房供应量、固定资产折旧等指标，来描述我们的经济始终存在一个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性循环中。
甚至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在解释1254-1400年间英国的谷物收成变化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经济周期理论——太阳黑子经济周期。杰文斯将英国农作物的产量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大阳黑子活动会导致气候周期性地变化，气候的周期变化又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宣称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以11.1年为一个周期，与太阳黑子相同。但遗憾的是，科学家们很快修正了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为10.45年，杰文斯随即调整了他所宣称的农作物生长周期。这就难免让人觉得周期的设定有些牵强附会、令人怀疑。毕竟我们人类在社科上的研究总是刚愎自用，常常在研究前就预设结论，然后不断从历史中筛选比对，最终找到看似合理化的解释自欺欺人。
对于这些周期理论许多投资者把之奉为指导投资的“圣器”。周期理论的信奉者有这么一句话：“人生发财靠康波”。他们通过几个周期的对应一个人的寿命来计算，认为一个人的一生中所能够获得的机会，理论上来讲只有三次，如果每一个机会都没抓到，你肯定一生的财富就没有了，如果抓住其中一个机会，你就能够至少是个中产阶级。甚至有更直白的说法，个人财富的积累完全来源于经济周期运动的时间所给的机会，只看你能不能抓住。然而周期理论看起既然如此简单明了，靠着对照现在所处在周期的位置，预测市场未来走势同时指导投资行为，是不是行之有效呢？可惜，从市场获利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甚至直接套用周期理论进行市场博弈，终将会是一场仓不忍赌的灾难。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看似合理的周期却充满不确定性呢？
对于周期是否真实有效的，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周期，如果你期待经济周期像地球环绕太阳公转一样精准可测，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周期理论是合格的。硬把“周期理论”套用投资预测将无异于刻舟求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位印度籍经济学家曾在研究生经济学课堂上讲解他的“转世轮回理论”。他说:“如果你是善良高尚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如果你是邪恶奸猾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社会学家。"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学是很难的,它比物理学要难,不过幸运的是,它并不像社会学那么难。
经济学为什么这么难呢?复杂性是原因之一。梅拉尼·米歇尔《复 杂》这本书中讨论了无法精准预测的多种问题，有天气和气候，生物与疾病，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她提出了：大量个体的集体行为产生出了复杂、不断变化而且难以预测的行为模式，被称之为复杂系统。而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在其中由人(或公司)组成的“简单微观的”个体购买和出售商品,而整个市场的行为变得复杂而且无法精准预测,她举的例子就包括：不同地区的住宅价格或股价的波动。
我们知道，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市场的这种自组织行为称为“看不见的手”:它产生自无数买卖双方的微观行为。从而无数的买卖行为就形成了价格围绕价值不断循环的价格周期。一开始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市场怎样才会变得有效,并提出来有效市场理论和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但为何经济理论却又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中失效呢？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维误区就在于: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却希望它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精确性。我们知道物理学很能解释那些简单的，有一定规律的系统，但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解释力就要差很多。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我们更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严肃的理论和伪科学之间通常有清晰的界限，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因为社科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受控实验”，社科的证据必定是历史证据，而历史便更复杂了，通常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后来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的研究需要从数据回归到人身上来，逐渐将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恰恰是非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周期是一种事实上存在缺陷的理论。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要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周期呢？
我们可以把周期理解为是一个高维相空间中的一个分数维流形到低维空间的投影。我们能够理解的是三维空间向二维空间的一种映射，比如手的影子在墙上可以变成白兔、小狗或者大象，如果你永远只能观察这些投影，你就无法猜到它们的原型仅仅是同一双手。这就是观测投影呈现“准周期”现象，也就是说，经济看起来按照周期运行，但实际上却没有周期必备的特征：所以它无法被精准预测。
机器可以按照参数设定线性运行，但人则是情绪化并且善变的，缺乏稳定性和客观性，当历史的进程涉及到人时，结果就有了可变性。人的决策对经济周期、企业周期、市场周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人性导致所做的决策，最终并不是最科学的。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是人类经历生物进化后的结果，周期的极端性也源自人类的情绪和弱点。所以当人参与到经济和市场的运行中时，便形成了周期性。直观来看，人们会受到情绪的指引，总是会在市场高位时买入，而在市场低位时卖出。
所以我们意识到：周期根源是人性，最终要从人性的角度上去把握它
作为投资者，如果想要战胜市场，那么你必须做出与市场所不同的反映，这就要求优秀的你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从众心理。大多数伟大的投资者都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且克服自身人性的贪婪与恐惧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往往都是聪明理性、善于分析，且不容易动摇。比如在1907年大崩盘中买入的摩根大通，再比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高盛的巴菲特，以及被称为“做空世界的人”乔治·索罗斯。
所以说投资的艺术性是致知，了解自己的内心，判断大多数人的想法，估计出自己的位置。预测市场，对了是偶然，错了是必然。但尽管如此，预测还是必要的，宁可犯错，也好过不预测。预测不是要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那不可能。但预测是感知未来的几种可能情形，并且给出先验概率，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没有人能够确切地预知未来，所以风险变得不可避免的，但识别和控制风险却是十分重要的。借用奈特的定义，不确定性不是风险，不能被对冲的不确定性才是风险。所以投资的“道”是不确定性定价，投资的“术”是风险对冲。不确定性定价，首先要基于预测，然后是计算不确定性的风险收益比，进而寻找“最佳击球区”策略。
最终，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身在历史中当然看不清未来，但是如果时间轴拉到足够长，还是能看清楚未来的样子，所谓站的高，所以看的远；站的远，所以看的清。离市场远一点，把时间轴拉的长一些，便会发现陷在短期的价格随机游走的博弈当中的人，其实无不在盲人摸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