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不自由，自由只属于上帝。
——题记
毛姆笔下斯特里克兰德的不幸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挣脱社会象征秩序的枷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只要活在社会象征秩序之网里，人注定就是不自由的。
没有几个人能像第欧根尼那样，像狗一样住在木桶里，就算亚历山大大帝来了又怎么样，照样让他别挡阳光。
保罗•柯艾略笔下的维罗妮卡自感生活的无意义，自杀未遂，被送进精神病院。病友泽德卡告诉她，这里的人，并不全都是疯子，有些人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者是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神经症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时代大众认可的模式相冲突。但事实上不同时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类学家萨丕尔也曾半调侃地说，人类学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也就是说，社会把不遵守规则的人打上“疯子”“怪胎”的标签，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做自己”的自由。
对自由的限制无处不在。当一个人想扩张自我的时候，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死死扼住，让他难以呼吸。
当他想呐喊控诉的时候，有出版审查与新闻审查。
当他想穿着女性服装上街时，有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当她说出不婚主义的宣言时，亲戚朋友却明里怜悯，暗里嘲笑。
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出柜时，迎接而来的却是误解、批判与嘲讽的风暴。
到处都是对自由的限制。
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宽容，这很好，但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从来都没有变过。利维坦依然是利维坦。
这样的秩序之下，尽管我们天天唱着“做自己”“成为你自己”的颂歌，却少有人真正敢于踏出那一步，也包括我在内。所以克尔凯郭尔才会说，一切绝望都是对做自己的绝望。换句话说，一切的绝望都是对纯粹自由的绝望。
什么是纯粹自由？严格来讲，所谓山林隐士也算不得拥有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已经打下了群体的烙印。修隐多年的高僧或许接近了纯粹自由，悉达多，李叔同，谁知道呢。
婴儿诞生之初无疑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混沌的自由，他们拥有完整性，拥有对自我的完整性，然而他们对这种完整性是不自知的，因而也算不上是纯粹自由；当他们意识到了他者的时候，就是想象界撕裂纯粹自由之时。他们不得不体谅他人的需要，限制自己的需要。
这个过程，说的好听一点，叫去中心化；说的不好听一点，叫自由的让渡。国家抱团成联盟组织，需要让渡主权；主体抱团组成社会，需要让渡自由，结果便是规则、秩序与法律。
这是文明的理性所在。所以，作为人的一员，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人几乎是生而不自由。这既希望之所在，也是悲剧之所依。
惟愿，在社会秩序的铁幕之下，就算做不到埃杜阿尔德、第欧根尼那样，我们至少能留存一丝丝的天性与欲望，来反抗同质化，反抗虚无；至少能在绝对不自由的黑暗夜幕中追寻相对自由的闪烁光芒。
因为，反抗需要付出代价，服从同样也需要付出代价，尽管那代价显得更为隐秘。放弃自己的天性，回归社会期望的怀抱，意味着内耗与自我冲突，意味着自我断绝了自由之路。
最终结果要么是毁灭，要么是虚无。大多数人成为虚无的一部分，少部分人却毁灭了。我们看不见他们，只是抱着自由的表象，呵呵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