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玺的洛
人生是不是一场赌局,我们是谁手中的棋?
有多少人生诡谲离奇,让承受者无能为力?又有多少生命真能踏破囚笼,归返天地?
【1】
《济公》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似乎欲借降龙罗汉的口宣扬救赎与抗争这一宏大主题——
“我只是想让这一班高高在上的神仙,能够好好地真正地体验一下凡人。因为这些凡人只有几十年的命,不要因为做错了一两件事就翻不了身。因为小弟我相信……人间有情。”
然而,即便是周星驰和吴孟达,两个极擅插科打诨的人,在此严肃命题下的搞笑都显得苦涩而酸楚。也因此,这部由杜琪峰执导、周星驰主演、1993年上映的影片,在当年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不尽如人意。
1993年的周星驰一边熟练地驾驭着不同的角色人物关系,一边尝试着尽可能地将个人风格最大化。难怪杜琪峰后来坦言,周星驰在这部电影中似乎不需要导演,他架空了导演的职能。
也许正是因为周的跳脱与坚持,才使得这部低成本制作电影的“博爱”主题没有流于扁平表达,而是在“博爱”面纱之后,将“佛法无边”的无力感实实在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一点,在后来周氏执导的《西游·降魔篇》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也正因这一点,让《济公》这部电影不失为经典。
【2】
影片从降龙罗汉与和众仙打赌开始。
要用灵性改变九世娼妓、九世乞丐、九世恶人命运的降龙罗汉赤手空拳在李家降生,取名李修缘。
之后,因了机缘种种,李修缘得赐法名济癫。从此,济癫的命运便与九世娼妓小玉、九世乞丐朱大常、九世恶人袁霸天深深纠缠——他要搭救他们出离恶道之苦。
第一回合下来,一切并没有改变。娼妓依然玉臂人枕;乞丐依然抢食残汤;恶人也没有重新做人,为了报复,反倒杀上了李家门。
济癫并不灰心——
他从火堆里救下小玉,教她不要做鸡,“卖卖豆腐”也好。于是,小玉做起边卖豆腐边接客的生意。
他施展法力进入梦境,苦口婆心点化小玉:“毛毛虫可以变蝴蝶,野鸡也可以变凤凰。”可是,野鸡不想变凤凰,只一心念着和尚喝豆浆。
他使尽招数调教朱大常不再行乞,他逼着朱大常去嫖娼,可朱大常终究烂泥扶不上墙。
他要带袁霸天回去当和尚。可恶人怎肯轻易从良,最终还把刀插在了济癫身上……
终于,在济癫金身被夺,法器尽失之后,一切都似乎陷入绝望——朱大常死了,袁霸天死了,小玉划烂了自己的脸。
影片的最后,观音大士的出现使得这场赌局终于反转——朱大常临死之前喊出“不要叫我大种,叫我朱大常”,他的来生果然不再是乞丐;烂脸小玉也当真卖起了豆腐,再不是娼妓;袁霸天投胎做了猪不再为人。
【3】
一场反转来得似在情理之中却又出乎意料之外。
令人意外的,是影片巧妙地抛出了这样问题:你以为的好,是不是真的好?能让我们苦海回头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会想起父母师长——他们是你可依赖的肩膀,他们是你幸福的海港,他们会为你送暖煲汤,他们也会强逼着你走向他们为你规划好的他们认为最好的远方。可是这些“好”,你是不是全部都要?
影片中的九世娼妓、九世乞丐和九世恶人分明是佛教中“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的隐喻,身为佛门高僧的济癫当然觉得这是“苦”,必要将之拔除。
可是,自性懵懂也好,破罐破摔也罢,身为九世娼妓的小玉并不觉苦,因为男人们在床上都对她言听计从。身为九世乞丐的朱大常不觉苦,因为他吃着残羹不必理会旁人的眼光。身为九世恶人的袁霸天也不觉苦,因为欺男霸女本就是日常。
济癫的信誓旦旦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意愿,他的“不惜一切”更像是在自说自话。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好?
简单地说,我选择的,请你尊重。
不管高山大河,我要去的远方是我的选择。你可以生气,也可以沉默,但我愿意你心底唱着祝福的歌。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使我们调转命运的车头?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不了他人,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影片中赌局的反转似乎意味着降龙罗汉的胜利。可这场命运的反拨在某种意义上却与影片刻意彰显的降龙罗汉的无畏与牺牲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朱大常最后的呐喊无疑是个人自我实践与价值认同之后的尊严重构。剧中的乞丐命被有意无意地定义为自尊的丧失,不管准确与否,似乎可以作为朱大常的行为注脚。终于,仅有的自尊使他要在心仪女子面前保有体面,在推磨一夜,获得小玉友谊之后,那颗本来干净的内心弹尽灰尘。所以,在他扑向袁霸天的时候,大种乞丐便已远去。
小玉的觉醒同样决绝而震撼人心。套用剧中的句式“鸡也有儿女情”。在生死边缘徘徊之后,她识得那些平日在床上对她千般好的男人都是畜生。在心上人面前被袁霸天凌辱之后,她反问路人可否将之迎娶。可想见,当济癫执其素手的时候,她曾是怎样欣喜。终于,在济癫皮骨化木的那一刻她终于明白——济癫和那些欢客一样,所有殷勤都有别样的目的。世间诸般都是假,既得不到,便不再需要。
至于冥顽不灵的袁霸天,在“千年不死心”的梦想破灭之际,那一声声的“主公,你骗我”,对比于初见济癫时吐槽的那一句“放屁”,无疑更像拂尽尘埃之后的立地成佛。
济癫千般努力万般辛苦而不得的结果,却只在三人的一念之间。
【4】
现在的我们,一说到周星驰,就会说到“无厘头”。后现代主义者早把“无厘头”定义为对陈腐的、封建的、正经的、循规蹈矩的、故作艰深的主流文化进行斩钉截铁的颠覆。可是《济公》这部电影,周星驰的倾力呈现,使我们对“无厘头”三个字,有了更多元更丰富的视角。
与周氏其他电影中,惯常用来诠释小人物在经过生存压力的尴尬和窘迫后获得成功的无厘头表达方式不同,《济公》里的济癫是个天生的英雄。
“天生英雄”的人物设定使得“无厘头”对传统的颠覆与嘲讽瞬间变成“体制内的吐槽”的画风,软弱得缺乏说服力。但正是这种有限的说服力恰到好处地将世间的无奈和纠缠放大,将济癫的千般努力万般辛苦看淡,把各种不和谐在整个影片里实实在在地张满,终于在“三恶”幡醒的那一刻显露它的博大与怜悯。
也正是如此,本片露出了周氏电影最大最深沉的特点——在无厘头的癫狂外衣下包藏着一颗赤子之心,利用出乎意料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煽动悲喜,笑中有泪,泪中含情。
原来,所谓人性的救赎无非是解开内心枷锁的大彻大悟,是幡然醒悟的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