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影响力思想家史蒂芬 · 柯维曾指出，农事规律能够给人特别是管理者以很多卓识之教益。我以为，这是富于历史哲学味道的真知灼见。
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强调，生物学思想更为诱发人的思想之旅。于此，我是遵照不悖的，且尤为兴趣盎然。
有专家学者指出，斯宾塞的名言“适者生存”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与误导，并引发了若干错误的理解。我以为，这个指出是十分关键且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思考“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为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而不是“良币驱逐劣币”呢？这个问题，不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特别具有思想意义和实践价值吗？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保留有利的变异，淘汰有害的变异，我称之为自然选择。”这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价值与要害所在。
保留者谁？淘汰者谁？是环境，均为大自然。被保留者谁？是“有利的变异”。被淘汰者谁？是“不利的变异”。这是“物种”在自然界中的“进化”规律。人在社会生活中，尤其当代社会生活中是如此的“进化”法则吗？
郑也夫先生对于达尔文这个“自然选择”理论，择其要害，抓住的是“有利”二字，并特别强调：“有利”该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而生存要最终落实到繁衍。因为如果个体生存得挺好，但繁衍效果不佳，则该个体的特征不会在群体中扩大”，进而“占居压倒优势”。应该讲，这样的剖析是极富深邃教益的，我将其简称为“优秀繁衍论”。
将这样一个“优秀繁衍论”运用于而今的企业组织来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或实况之所以存在，恰在于企业组织没有形成或少有“优秀繁衍的机制”。我想，华为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恰恰要害在“以奋斗者为本”的“优秀繁衍机制”。
许多企业或组织向华为学习而不得“成就”或“成功”，恐怕就在于“优秀繁衍机制”上没有“真刀真枪地干”。
“发展机制”对于发展是至为关键和重要的，而没有“优秀繁衍机制”，则是发展上的“死穴”。这个道理，“懂得的人”是不在少数的，“真干”的人极少却是不能否定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为最具象的农事规律和生物学原理。而于“种植”，不是最在于“优良品种的繁衍”吗？没有“优秀繁衍”，“种植”若想“高产丰收”，可能吗？
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应该做这样的现代性思维与思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