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适度拒绝，才能为你的“同意”增值
1. 城市上班族的心理亚健康状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边界感缺失”。很多人内心想拒绝，嘴上却说不出来，当一个人总是说“好”的时候，“好”反而失去了价值。
2. 拒绝别人的时候，态度要坚决，但不要带敌意。“不含敌意的坚决”，核心是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要求的人。
3. 真正有勇气的人，不会被孤立。当你为了正义而发声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为更大的共同体服务。在这个更大的共同体里，一定有人支持你。
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超过70%的城市上班族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界感缺失”。
什么叫边界感？心理学家乔治·戴德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边界原则，“你的事归你，我的事归我”。但现实中，很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明明内心想拒绝，嘴上却说不出来。
更要命的是，这种妥协未必能带来什么好处。康奈尔大学有个调研发现，过度随和的人反而可能遭受他人轻视。为什么？因为当你总是说“好”的时候，你的“好”就失去了价值。
一个从来不拒绝别人的人，时间长了，别人会怎么看他？会觉得他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甚至没有自己的想法。更关键的是，当所有人都知道你不会拒绝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些麻烦的、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事情都推给你。
相反，那些偶尔会拒绝别人的人，当他们说“好”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这个“好”更有分量。
换句话说，适度的拒绝，其实是在为你的“同意”增值。
这还不简单？只要遇到自己不想接受的事，直接拒绝不就好了？
这个想法对不对？也对。但是，它还不够高级。没错，拒绝这个事，也是有高下之分的。今天咱们要聊的，不是那些常见的拒绝技巧，而是关于拒绝的更高级的方法。
什么是更高级的方法？这个标准主要来自一本书，哲学家岸见一郎的新书《被孤立的勇气》。根据他的理论，我们可以把拒绝这件事，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普通人水平的拒绝，学会保护自己的边界，为自己的需求负责。这是大多数人需要掌握的基本功。
第二个层次，是强者水平的拒绝，敢于为了更大的价值挺身而出，即使面临被孤立的风险。这是真正的强者才具备的能力。
弱者的拒绝是为了自保，强者的拒绝会带点“侠之大者”的气质。
要想成为强者，必须先从普通人做起。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自保是成为“侠之大者”的基础。你只有先学会了为自己说“不”，才有资格为别人说“不”。
第一个层次，普通人水平的拒绝。
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想拒绝，却说不出口？泛心理科普团队“Know Yourself”曾经做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主要出于这么几类原因。
比如，“控制感需求”。有些人能从不拒绝的过程中感受到控制感。当别人反复求助于自己的时候，自己就成了对方不可或缺的依靠。
再比如，“全能感维护”。对这些人来说，拒绝别人意味着“你的需求我做不到”“我能力不行”，这是他们非常不愿意承认的。似乎只有接受别人的一切请求，才能维持自己“什么都能搞定”的全能形象。
再比如，“讨好心理”，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好人，但实质上，他们不仅渴望他人的肯定，也恐惧对方会因为被拒绝而否定自己。他们相信，只有不断满足他人的需求，自己才会被喜欢、被接受。
这几个心理机制，哪一种听起来都很“合理”，但它们的代价是什么？边界感缺失会让大脑处于持续高压状态，最终影响身心健康。你长期承担他人的情绪责任，自己却被掏空了。
怎么办？心理学家科胡特提出了一个经典方法，叫“不含敌意的坚决”。
这个概念的精髓在于，你拒绝别人的时候，态度要坚决，但不要带敌意。
为什么要“坚决”？因为模糊的拒绝往往会被理解为“还有商量的余地”，对方会继续施压，你最终还是会妥协。
为什么要“不含敌意”？因为敌意会激发对方的防御机制，把一个简单的边界问题变成人际冲突。
科胡特强调，真正的“不含敌意的坚决”，核心是要区分“拒绝这件事”和“拒绝这个人”。你拒绝的是不合理的要求，而不是提出要求的人。
比如同事让你加班处理他的工作，你可以说，“这个项目不是我负责的，我今天有自己的安排。不过如果你需要建议，我可以告诉你找谁更合适。”
这句话有三个层次。首先明确边界，不是我负责的。然后说明现实，我有自己的安排。最后提供善意，愿意给建议。既坚持了原则，又保持了关系。
做到了这一步，就大概掌握了初级水平的拒绝。
更高水平，强者层次的拒绝。
岸见一郎在《被孤立的勇气》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假如你已经获得了内在自由，那么，你不能只管自己。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刚说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边界，现在又说不能只管自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岸见一郎明确提出，获得内在自由的人，有义务为更大的共同体承担责任。这不是道德绑架，这是逻辑必然。
为什么说是逻辑必然？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什么叫真正的内在自由？按照康德的定义，自由就是不被任何“倾向性”所驱使。你做一件事，不是因为害怕什么后果，也不是因为想要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的。
那好，假如你已经获得了这种内在自由，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当你遇到自己不认同的事情时，即使这些事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你的沉默，实际上也是在为“遇到不义就沉默”这个行为准则投票。
而一旦你为这个准则投票，就与你自身的道德标准互相冲突，互相矛盾。
假如你看到职场霸凌，你内心产生了波动。这说明你有基本的道德判断。你察觉到这件事不对，但你选择沉默，实际上是在说“遇到不对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而这两个立场是矛盾的。这个状态会让人非常“拧巴”。
因此，基于自我道德层面上的自洽，你必须挺身而出。这是逻辑必然。
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看到不对的事情，还能心安理得地保持沉默，那说明他还没有真正获得内在自由，他还在被某种“倾向性”所驱使。比如对安全感的需求，对他人认可的渴望，或者对冲突的恐惧。
岸见一郎有一个核心断言，真正有勇气的人，不会被孤立。为什么？因为当你为了正义而发声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为更大的共同体服务。在这个更大的共同体里，一定有人支持你。
社会心理学已经有研究发现，当个体表现出道德勇气时，虽然可能在小群体中遭到排斥，但会在更大的社会网络中获得认同和支持。这叫做“道德声誉效应”。
具体应该怎么培养这种“挺身而出的勇气”呢？
第一步，自我接纳。注意，不是自我肯定。自我肯定是“我很棒”，自我接纳是“我就是这样”。要诚实面对现实，我确实害怕被孤立，我确实有私心。承认这些，然后问自己，即使如此，什么是我应该做的？
第二步，他者信赖。这是最难的一步。你要无条件相信他人，即使面临背叛风险。岸见一郎说，信赖不是“假如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而是“我选择相信你，不管你怎么回应”。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很傻吗？万一被利用怎么办？岸见一郎的回答是，被利用的风险，小于不信任的代价。假如你不信任任何人，你就永远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感觉。
第三步，他者贡献。这不是完全为他人效劳，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当你为更大的共同体创造价值的时候，又是在完成一场内心的自洽。这个自洽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套学问不是研究怎么让你升职加薪的。这套理论解决的是心态问题，当你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害怕外界压力而不敢行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对于第一层次，以保护自己边界为目标的拒绝，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今天有自己的安排。假如你需要帮助，我可以建议你找谁。”
对于第二层次，带点“侠之大者”气质的拒绝，你可以这样说，“我觉得这件事不太合适，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的解决方案？”
第一层次的拒绝是自爱，第二层次的拒绝是“挺身而出”。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冷漠，而是清醒。
阿德勒说过一句话，“所谓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
但《被孤立的勇气》里把这句话升级了，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被别人讨厌的勇气，更是让别人讨厌你也要坚持正确的勇气。这也许是“说不”的最高境界。
知识点二：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何以美好？创新就是答案
1. 三位获奖者的核心成果在于，他们解释了创新怎样驱动经济增长。
2. 莫基尔认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两类知识的结合。第一类叫“命题性知识”，第二类叫“技术性知识”，这两者是推动工业革命和持续创新的关键。
3. 阿吉翁和豪伊特发现了“熊彼特效应”和“避免竞争效应”。他们发现，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简单的积累，而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4. 创新不是魔法，而是制度、文化和知识积累的结果。理解这一点，社会才能为持续进步奠定基础。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学者有三位，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的菲利普·阿吉翁，以及美国布朗大学的彼得·豪伊特。
诺奖官方新闻稿里是这么说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世界经历了历史上首次的持续经济增长。技术飞速发展并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新产品和生产方法取代旧事物。这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它为全球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三位获奖者的核心成果在于，他们解释了，创新怎样驱动经济增长。
莫基尔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是，“有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如何推动工业革命。至于什么是“有用知识”，我们后面细说。
阿吉翁和豪伊特，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解释了“创造性破坏”如何让经济持续增长。
简单说，莫基尔回答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持续创新？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回答的是“如何”，创新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增长？
可以把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看成是两组成果。莫基尔自己有一组，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推动了另外一组。而今年的奖金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分配的。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总额为1100万瑞典克朗，大概相当于825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半奖金给了乔尔·莫基尔，另一半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平分。
具体看看这三位学者的研究。
先从莫基尔说起。他最关键的成果之一，在于回答了一个问题，技术的进步创新，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答案不是很明显吗？知识带来进步。进一步追问，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要知道，在很多年前，很多国家都有自己丰厚的知识积累。那么，假如仅仅是有知识就足够，为什么工业革命直到最近几百年才出现？
莫基尔认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两类知识的结合。第一类叫“命题性知识”，也就是解释“为什么有效”的知识，比如热力学原理告诉你为什么蒸汽机能跑。第二类叫“技术性知识”，就是关于“如何做”的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制造蒸汽机，怎么调试它。前者是原理，后者是方法。
莫基尔发现，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且持续，关键就在于这两类知识在最近200年里频繁地结合。在工业革命之前，很多发明都是靠工匠的经验和直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发明，往往昙花一现，很难持续改进。但是到了18世纪，情况变了。启蒙运动带来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科学知识开始向工匠和技术人员传播。比如，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是科学知识。工程师利用这个定律设计出了更好的机器，把它变成了工业成果。
解释“为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以及解决“怎么做”的技术性知识，缺一不可。因此，这两类知识，也被莫基尔统称为“有用知识”。
这些关于“有用知识”的研究，也是莫基尔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而且，有用知识不会自动产生，而是需要适合的社会土壤。
比如，莫基尔讲过一个例子，叫“文人共和国”。这是18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形成的一个跨国社区，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通过书信、学会、期刊等方式交流思想。
“文人共和国”做了三件事。第一，让知识可以自由流动，不受国界限制。第二，建立了同行评价体系，而不是由国王或教会来评判。第三，提供了非经济的激励，比如声誉、荣誉、认可。
当时，欧洲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有很多小国家相互竞争。谁能掌握新技术，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但同时，欧洲在知识上是统一的，科学家可以跨越国界交流思想。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竞争推动创新，创新又推动竞争。这就构成了莫基尔所说的“创新的土壤”。
阿吉翁和豪伊特。他们最有名的成果，就是“创造性破坏”。
这个概念最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来的。他说，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新技术不断取代旧技术，新产业不断取代旧产业。
创造性破坏就像森林大火。大火烧毁了旧的树木，但也为新的树木腾出了空间。
但是，熊彼特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他没有用数学模型来证明。而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关键贡献之一就在于，他们用数学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创造性破坏”的价值。1992年，他们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这个成果
他们发现，竞争和创新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关系。你可以想象一座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风景最好。爬得太低，什么都看不到；爬得太高，又太累了。竞争和创新的关系也是这样。
企业面临的竞争太弱，他们没有创新的动力。但假如竞争太激烈，企业也没有创新的动力。说白了，躺平不行，太卷也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就在于，不同的竞争强度，会对不同位置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具体来说，阿吉翁和豪伊特把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领先者，一类是落后者。然后，基于这个分类，他们发现了两个效应。
第一个叫“熊彼特效应”。这说的是，创新者能够获得垄断利润，这是创新的动力。但反过来说，假如你已经落后了，创新带来的收益就很小。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领先者已经遥遥领先了，落后者就算拼命创新，也很难追上。这时候，落后者就会想，既然创新了也赶不上，还不如省点钱，干脆躺平算了。
因此，竞争越激烈，落后者的创新积极性就越低。
第二个叫“避免竞争效应”。在竞争适度的行业里，企业之间的差距不大，谁都有机会成为领先者。这时候，企业就会想：我得赶紧创新，拉开和竞争对手的差距，不然大家都挤在一起打价格战，谁都赚不到钱。你看，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陷入激烈竞争，反而会努力创新。
因此，竞争适度的时候，领先者和落后者都有创新的动力。
同时，很多真正的技术创新，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破坏性。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破坏”。
什么意思？
比如，智能手机的出现，让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手机巨头轰然倒塌。这是破坏。但同时，智能手机创造了移动互联网产业，催生了App开发、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全新行业，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工作岗位。这是创造。
再比如，电商的崛起，让很多实体店关门。这是破坏。但电商也创造了快递、仓储、直播带货等新产业，让更多人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这是创造。
旧的东西被淘汰了，但新的东西创造出来了。而且，新创造的价值，往往远远超过被破坏的价值。这就是“创造性破坏”的本质。
同时，阿吉翁和豪伊特认为，破坏只是创造的副产品，而一个社会要想持续进步，就不能为了避免破坏，而压制创新。这样做几乎没有任何用处。
说一个反面教材。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奇怪的法案。汽车在乡村的时速不能超过6.4公里，在城市不能超过3.2公里。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英国有大量的马车夫，他们担心汽车会让马车夫失业。
但结果呢？这个法案实施了30年，英国的汽车工业几乎停滞不前。而德国、法国、美国的汽车工业却蓬勃发展。等到1895年英国废除这个法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更讽刺的是，马车夫最终还是失业了。因为汽车的优势太明显了。这个做法不仅没有保住就业，还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看到创造性破坏的正面效应。它摧毁了一些旧工作，但也创造了更多的新工作。面对创造性破坏，社会不要保护落后产能，而要鼓励创新，同时，也要帮助转型，提供再就业培训。
同时，阿吉翁和豪伊特还特别提到一组概念，叫“积累型增长”和“创新型增长”。
积累型增长，指的是依靠学习模仿掌握新技术，而创新型增长指的是通过自己创新发明新技术。而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从前者过渡到后者。
一个产业的例子，这就是高铁。高铁发展初期，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但是，我们后来做出了自己的创新。中国创新制造的列车，跟引进的车型相比，功率整整翻了一倍。中国的高铁技术还实现了反向输出，卖到了印尼、泰国等国家。你看，这就是从“积累型增长“到“创新型增长”的转变。
莫基尔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创新不是魔法，而是制度、文化和知识积累的结果。”而意识到这点，社会或许就有了持续进步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