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乱世“怪杰”辜鸿铭老先生曾在北大做过同题演讲。我们当下能够有幸看到的精彩重现，应当来自于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毕彦君老师的倾情演绎。
关于对辜老先生褒贬不一的功过评价，我不做任何表态。一则知涉甚少，岂敢妄加品断；二则时过境迁，切不可淆乱古今。何况，再伟大的史家、哲人、学者及政客，均无法完全跳脱或游离于所处年代、环境、背景来纵观与总览，故所谓历史局限性和谬误差错只有大小之分，而绝无有否之别。
为此，我也仅以时隔一个世纪的辜先生那场《中国人的精神》演讲的思想内涵及时代意义出发，引申并闲话一下近年来国家气度与民族精神的隆兴与乱象，权当痴人说梦，权当杞人忧天。
谈演讲之前，还是要说说那个年代。从时间轴上定位，当属清末民初，因而史料对于辜鸿铭先生的称谓，有的冠以“清末怪杰”，有的冠以“民国怪杰”。而我以为，不如以“乱世”简而概之。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分崩离析，局势岌岌可危，政权摇摇欲坠，从思想上率先觉醒或半梦半醒的一众文化志士与社会贤达，毅然奋起，决然担扛，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定国安邦的济世良方和光明道路。孙中山、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林语堂、梁实秋...以及千千万万可以归入革命或非革命类型的斗士战士，不论阵营所属，不论阶层所处，不论见识所顾，都有一颗拳拳之心，锵锵之义。尽管他们对思想路线和斗争方式的取向不同，历史地位与时代贡献也不同，但是站在知识分子、文化人士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节操立场上，理应是当之无愧的豪杰，理应是彪炳史册的英雄。
有了以上铺垫，再来说回辜和讲稿，似乎更加顺理成章了。反之，借助对一人一事的浅析刍议来回望与追溯，也可以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以我之愚见，辜先生以《中国人的精神》为题的演讲，主旨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从不拘于外在；二是文化(民族)自信要以自立自强为前提；三是在客观冷静的中外文化比较中挖掘优长、承认不足；四是以“温良”为代表的同情心、大局观、包容性是中国人精神的鲜明特征。如他所述，“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
第一，关于文化的传承与革新，辜先生当年所批判的以生活观念全盘西化为荣、以奢华尊贵为品的文化虚怯心理，至今仍然大量存在，且流毒深广，不易扳矫。
第二，关于文化自信的确立，根本上要以全面认知并端正看待历史文化的现象本质为基础。以大学生为例，如若做过调查并编制曲线，从民国到现在，非人文学科类青年兼读史书和文学书的总体趋势想必是一路下降的吧！不去更不想深入了解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何谈去重树文化自信，何谈有资格去创建文化自信！
第三，百年过去，变局壮阔，以客观视角，冷静心态对待文化上的中外比较仍是仁智之选，而绝非世人皆知。辜先生云: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仕于北洋。如此说来，学贯中西且朋友圈遍天下的他，当是很有资格从文化领域谈论中华的优劣与短长了吧。近代以来，我们对于随坚船利炮强植的西方文化一直在排斥、崇媚及又爱又怕中徘徊，无形放大了其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与并立，这种彷徨与迷惘，源于对传统文化体系独立存续与强大衍变的茫然不解，源于对文化影响力能够跨越历史超越政治的将信将疑。
第四，“温良”或“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人传扬千年的古风美德，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一极。这几年许多城市祭出了自己的文化精神，由温良演化的“包容”成为不少地方的推崇。与辜先生所处时代相比，我们富强昌盛了不知多少倍，然而，“列强”的环伺和卑污的伎俩并没有减弱太多，文化和思想上的争锋与缠斗依然你死我活。不过，我们可以欣然告慰文化先贤们的是，不屈的文化自信已渐成共识，面对居心叵测的文化输出与价值渗透，高屹的文明丰碑，深藏的文化遗产，坚铸的文化底蕴，让国民的“温良”更加柔韧，更加豁朗。
作为晚生后辈，斗胆就辜先生百年前的励志演说同题撰文，既是一种可笑的不自量，又是一种卑微的自知。从国家民族精神到企业理念、个人情怀，归根结底都指向文化共识与价值认同。而我们殷切向往，勠力奋斗的“天下大同”，不正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共同体”吗？
文化很大，每个人很小；胸怀很大，才装得下庞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