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谋”之乱
——郭松龄错杀姜登选
张范津
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实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在楚汉战争中本来“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项羽也满口答应，但在以后的交战中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刘邦却拔了头筹，特别是当听到“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后，项羽大怒，随即做出了“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的决定。而此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若真动干戈，汉军的胜算显然不多。此时正应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足具“天子气也”的刘邦，在“大谋”之下没有据理一争“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约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而是躬身示弱，巧妙地避开了项羽的锋芒，使本来楚胜汉败的结局出现了逆转，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乌江自刎为标志，结束了楚汉之争。西安事变中，共产党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以抗日为“大谋”，捐弃前嫌力主保蒋，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否则，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完胜未必能在1945年。
中国近代史上奉系名将郭松龄领导滦州兵变的失败，同样反证了这一古训的真理性。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其实在近代中国，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也曾上演过无数场无“义战”可言的“春秋”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作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奉系首领张作霖，其统治方式和权力欲望可谓登峰造极。目睹这一切，郭松龄愤然而起，对张作霖的权威以最高斗争形式公然发起了挑战。
郭松龄(1883-1925)，字茂宸，曾先后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学堂、中国陆军大学，1919年2月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与在校学习的张学良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张学良对郭松龄既“尊之为师”又“引以为友”。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三军副军长，张学良任军长。1925年任张学良镇威军第十军军长，是年11月22日在滦州发动兵变，倒戈反奉，拉开了一场血战的帷幕。然至12月23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兵变即告失败，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决。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奉军内部同当时全国军阀混战的形势一样，也存在若干相互争斗倾轧的派系，最主要的有三派，即“绿林”派、“士官”派和“陆大”派。“绿林”派也就是那些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是所谓的绿林好汉，成员有张作相（时为吉林督办）、吴俊升（时为黑龙江督办）、张景惠（时为哈尔滨特区长官）、汤玉麟（时为师长），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士官”派则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以杨宇霆（时为总参议）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等人，是奉军的中坚。“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其实力也甚为了得。郭松龄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由于与张作霖的主张相契合，因此俨然是张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这种情形下杨宇霆和郭松龄的性格缺陷便暴露无疑，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子，他仗着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则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加之背后有张学良的支持，也总是事事由己不由人。两人几次过招，作为在奉军中仅次于杨宇霆的一个实权人物，但郭松龄败算多于胜局，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至郭杨之间竟成水火。恨屋及乌，加之郭松龄与张作霖政见多有相左，终至酿成名为“清君侧”，实为既伐帮僚又反君主的兵变。
大谋既定，即行揭竿。此时的郭松龄作为兵变最高统帅做了大量工作，延揽新人，笼络旧部，以促结成讨张驱杨的统一战线。他的目标即便不能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使握有兵权的将领们都能跟随自己冲锋陷阵，起码要争取让其保持中立，不以己为敌，可悲的是此两者均没做好。
前者，在起事之前他本来与冯玉祥、李景林（奉军驻守津保一带将领）等签订了联合讨奉密约，然真正公开行事之后，两军皆以种种原因，未能履约，造成了郭军事实上的孤军奋战。后者则是奉军内部的协调。兵变前，郭松龄是以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名义进行动员的。这就决定“这是一场奇绝今古、中外罕见的战事。对阵双方的统帅由同一人担任，张学良既是攻方郭军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守方奉军的统一指挥员”。“一身而兼二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王充闾著《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青岛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84页）对此，尽管郭军内部多有狐疑，不信张学良会儿子反老子，但念张与郭关系甚密，且其《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中明确表示，以郭松龄与张学良“素同袍泽，久炙光仪”之谊，愿拥戴“英年踔历，识量洪深……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的张学良，“更张省政，总制辽疆”。在《主和罢战之通电》中申明“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黩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要求蒙蔽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与此同时所发表的《讨伐杨宇霆之通电》中亦称“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除之后，即行率同部曲屯垦边境，以固国防。如有妄肇兵戎，操戈同室者，松龄等即视同公敌，力与周旋。倘有包藏祸心，侵及三省尺疆寸土者，更必视若寇仇，誓死共抵。区区愚忱，天日共鉴，诸维垂察。”鉴于三个通电都没有公开反对张作霖，目标对准的只是杨宇霆，举兵反奉的意图是“清君侧”，因此，郭部将官们也就主动说服了自己，并且在郭松龄麾下很快凝聚起了众多正能量。正当郭军乘势而动，出关讨奉之际，却因姜登选的突然出现，把郭松岭身上深度潜藏的“木马”程序激活了，而随着姜的被杀，则又悄悄启动了预设与奉军内部的杀毒软件。因此，而轻易改变了郭军的行动方向，使本来就难圆其说的战前动员，更出现了致命的破绽，留下了携公报私，打击报复的想象空间。可谓细节决定成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姜登选（1880—1925）河北南宫陈村人，字超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受黄兴、宋教仁影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同志会，次年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同盟会。同时他还参加了黄兴组织的由“一些坚贞可靠的同志”参加的“一个更为严密的团体名叫‘丈夫团’”，“其所以叫‘丈夫团’，以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标准，作为团员应具有的品德。”（《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姜登选事略》第150页）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秋学成归国后，于清军奉天巡防统领朱庆澜部服役，响应辛亥革命，跟随朱到广州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22年投身奉军，在姜留日士官学校同学杨宇霆推荐下，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副统监，全面负责奉军改革和教育工作，在姜主导下的改革，使奉军“在数量上虽然没有直系军阀多，但在质量、装备上则大大超过直军，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部队。”此一时期即成为了姜登选“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也是奉军的鼎盛时期。”（同上，第152页）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姜登选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与第三军军长、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合兵御敌，直至奉军获胜班师。同年8月任安徽省军务督办。1925年11月姜接张作霖命令赴任奉军第四方面军团长，其专列途径滦州恰遇郭松龄兵变，即被郭扣押杀害，卒年45岁。郭松龄枪杀姜登选后，特发电告称“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姜登选有罪吗？确实罪该当诛吗？其实不然。那郭松龄为什么非要杀掉姜登选呢？据史家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民国初年，他们二人都是黑龙江省督军、省长许兰洲（1872-1951，南宫八里庄人）的部下。因为争权夺利结下宿怨。其二，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当奉军攻入山海关九门口直扑沙河寨时，遇到直军的顽强抵抗。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和张学良研究，命郭松龄率领8个团的兵力，加入攻打沙河寨的战斗。郭松龄率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提出要用自己所部替换姜登选的部队，遭到姜登选的反对，郭松龄愤然率部队撤离。张学良闻讯，骑马追了二三十里，才将郭松龄劝住。此举几乎演成全线崩溃。当时，姜登选曾私下说“茂宸这样违抗军令，应该军法从事。”此话传到郭松龄那里后，由此而怀恨在心。其三，是直奉战争后，郭松龄看好安徽这个地盘，并把他的参谋长彭振国派到安徽督署任参谋长，预作了充分的进驻准备。不料张作霖却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并且姜一上任，就把彭振国换掉了，这让郭松龄非常不满。这一切即是杀姜登选的真实原因，然其中公义何在？
按道理说，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是不该也不能意气用事、冲冠一怒的，而郭松龄却没能做到。对于斩杀姜登选，他可以说出千条万条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仅大敌当前、用人之秋一条理由即应阻止临阵斩杀的冲动，更何况这一冲动又鲜有公义的成分呢？因为，欲谋大事的主帅和反对党的头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反对党只要挑出毛病，大胆提出，搅黄、搅乱执政党的工作决策和工作进程就是胜利，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任性、可以胡为、可以假公济私，而谋大事者则不可。郭松龄尽管扮演的是谋大事主帅的角色，但他仅享受到了当反对党的快乐，却没找到领袖群伦当好主帅的感觉。他既没有学会包容海涵、做思想统一工作，更不懂政治，如毛泽东主席所总结的那样，能够把拥护者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者搞得少少的。因此在兵变之初，正是握紧拳头，精准发力的关键时期，郭松龄却再次暴露了自己器量不足的毛病。斩杀姜登选，岂不就是以血的事实向奉军将士们解读自己对待绿林派和士官派的错误策略吗？大江不辞小流，故能为其大。而没有足够的器量，又怎么会有做大事的规模？他扩大敌对面，四面出击的结果，必然引发“两军”的兔死狐悲之感，进而迫使其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识下联合自保，共同反郭，郭军也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曾任张学良、郭松岭军书记官的刘鸣九分析说“这件事很不得人心，也可以说是办了一件蠢事。”他转述曾为姜登选副官韩麟春的话说“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姜登选别号）事情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你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郭松齡反奉及其他》第23页）姜登选性情刚毅果敢，待人诚实，为官清廉，不唯荣利，治军严明，平易近人，人所共知。郭松龄反奉期间任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参谋处参谋、炮兵营长，直接参加了巨流河阻击郭军之役的赵毅回忆说“因姜为人尚较和平，在奉系中很孚人望，被杀消息传出后，很多人认为郭氏度量狭隘，不免有失人心和威望。”（同上《郭松龄的崛起》第31页）吴锡祺（冯玉祥部队军官，曾任北京警备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姜登选在东北军中声望很高，郭将其处死后，人人感到自危”（《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第72页）。
吉大、辽大、辽宁师大历史系客座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奉系军阀史研究会副会长徐彻及许悦合著的《张作霖传》分析说“枪杀姜登选，是郭松龄的一招错棋。”同时他们还指出，“姜登选为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是‘一位和平性格之人’。奉系著名将领韩麟春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他‘为人高傲’，但‘独心折姜公’。郭松龄也承认，‘姜稍和平，尚可共事’。这说明姜登选在奉军中是很有人缘的。就是这样一个陆军上将，跟你郭松龄有些私怨，不经审判，就擅自枪杀了。这给人以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印象。这种做法，大失人心。这使郭军内部人人自危，感到不知何时灾难也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同时，对于争取其他奉军将领也极为不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85-186页）一个万人之上的大将军你郭松岭都敢不假思索的斩杀，与之下等的军官、再下等的士卒当如何？奉军上下凡知此事者，谁能不作一番思考？人人自危，固当其然。所以说，用姜登选的血肉去祭倒戈反奉的大旗，显然是选错了人。姜之被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成了滦州兵变失败的引线。
加之，这次兵变，郭松龄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政治主张，在战前动员上，无非是让士兵们打回老家去，充其量是为了十垧地而战，是“窝里反”式的争斗，既无政治胸襟，更乏战略眼光，因此士兵战斗欲望的持久性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骑兵团长的何柱国回忆说：“郭松龄亲自指挥大军急进，开始由于官兵不明真相，其势甚锐，很快占领了山海关、锦州、新民，沿途都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随着战事的进展，士兵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军心开始涣散，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张作霖散发的传单，听到了当时到处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吃张家，穿张家，跟着冤家打张家——图希个啥？”明白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真相，更“因为双方官兵都是一家人，谁也不肯打。以后知道是要打倒老将，军心一下子就哗变了。”巨流河之战，“郭军前线不战自散”（《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第十六辑）·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第91页）。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性的历史老人有时就会在关键时刻搬开一个道岔儿，任时代的列车驶向有违初衷的方向，辗出两道沉痛而悲凉的辙印。一场轰轰烈烈的兵变很快就被平息了，留给百姓的依然是兵燹之灾，而留给历史的却是不尽的叹息……
2015年11月17日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