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冰心，都是中国二十世纪备受瞩目的两位女作家，她们如同两瓣奇花，绽放在中国十分特殊的这一个世纪里。一朵遭受了无数的风雨摧击，急速凋零；另一朵盛放了百年，带给给世界不尽的真、善与爱。在无数读者的心中，尽管她们的生命已经没有熠熠光彩，但她们留下的却是永远的精神上的璀璨珍宝。
（一）人鸟，一只战兢低飞，颠沛辗转；另一只，高飞远行，平静宁馨。
读完萧红传《人鸟低飞》，一种沉沉的感情积压在心头，久久挥散不去。这位女作家所承受的，太多太多了。
性格决定命运，这在萧红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她叛逆不羁、崇尚自由、憎恶包办和枷锁，为了自己的向往的无拘无束，她尝试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屈辱、压击、灾难：父亲的冷漠无情专制、母爱的缺乏，家庭气氛的冰冷窒息；初恋情人的无耻欺瞒、“丈夫”的圆滑玩弄、与萧军的种种不合；战乱的频繁、流离的迁徙；疾病的缠身……诸多的不幸阴霾像一个个魔鬼吸噬着她仅仅三十一年的短暂的生命，这短暂的一生，又遭受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这岂不会将她流动的生命鲜血滴滴榨干！
“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
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呢，还是那样想的是。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的一生犹如“服了毒的一生”，在离乱的年代里像一朵残败的花被狂风卷碎了四处飘散，她坚强反叛富有个性却把握不了生命的光明与黑暗，“错就错在是个女人，”她慨叹、哭泣、流泪，与现实反抗却一次次失败，太过于鲜明的个性造就了她一生的悲剧和不幸？似乎是，谁也没有逼她选择逃离那一位家道殷实；没有谁逼她大胆热诚地追求心中的初恋并与其同居，到最后发现自己被人耍弄；也没有谁逼她抛弃曾共生死的萧军而选择端木蕻良，遭人白眼……
诸多的种种，是她的错吗？
在这样一个混乱而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中，男人都难以温饱的社会，何况一个还戴着旧社会旧封建制度枷锁的女子？她抗争着，赤贫着，失败着，绝望着，女人的生活是艰难的，我们无法责怪萧红所选择的一切，她永远是个极具个性又是一个骨子里流着不屈的血的女人，是个出色的左翼作家，是位勇敢的生命的战士！
而冰心，大萧红11岁的她，在此间却有着温暖谐和宁静的家庭，1923年到1926年至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内迁至云南昆明和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小就拥有了父母的爱，以后朋友的爱，恋人的爱，让她享受了不尽的温和的生活的阳光。
尽管她这一时期承受了离别祖国的思乡苦，却迎来了甜蜜的持久的爱情；失去挚爱的母亲的巨大悲痛，同时又喜得骄子和爱女。她没有萧红受人白眼遭人冷落的悲戚苦寂，而是时时受人推崇款待；顺畅平稳的一生，也造就了她单薄的性格韧性和厚度。
初识吴文藻时吴无意的话：“你学文学的，这些书你都没看！这次出去，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些话使冰心“心深深地被刺痛了，两颊泛起了红晕……心里难受极了，但她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涌出来”（卓如《冰心传》P20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版），冰心是脆弱的，细腻敏感而多思她可曾想过与她同时代有一个女子在无数苦难的泥淖中死死挣扎！当然多年来所得到的爱也给了冰心一颗包容的心，赢得了爱情。
这两个时代的女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家庭背景、学习与生活环境的迥异造就了她们迥异的性格，同时造就了迥异的命运。她们同这个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却毫无瓜葛，同时代重要的作家，却未曾谋面，在我看来，真是一大憾事，而她们彼此命运的极大不同，让她们彼此的世界远远难以交叉。
（二）她们的作品
自1934年到1942年萧红去世这段时期，对她们的作品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巨大的差异。在当时，冰心作品受极大推崇，名气远大于萧红。如今看来，尽管她们风格迥异，却各自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萧红苦难黑暗的一生，使她的作品更多的是指向社会和人生的黑暗面，她“从不回避残酷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她写贫困，写饥饿，写疾病，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灾祸，展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人生图景”（《萧红作品欣赏》杜一白张毓茂著1985年3月版）。她写被活活烧死的长工，受军阀杀戮的逃兵们，遭主人凌辱毒打的老仆人，被日军糟蹋的妇女村庄。她的笔锋犀利，向着民族灵魂深处探索、开掘、剖析，从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作品无不带有她经历了艰难的生活后的特有的沉郁和气愤，看出她对黑暗事物的抨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萧红的笔触在大部分描写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是粗犷简约的，以短句见长，似乎不欲多费笔墨，笔者读来，总觉得第一遍看不大通懂，再细细读来，便觉其笔法独特，豪放似男子手笔，不甚细腻，文章中又多用叹号，读来神经紧绷，不很轻松，不象冰心作品，畅达清丽，如诗般的语言首遍便觉有美的享受，像浸透在鸟语花香的世界一般。
《生死场》记叙了东北农村受日压迫蹂躏最后觉醒奋起反抗。它并没有直写沦陷区的人民如何遭受血淋淋的迫害，而是旁敲侧击，委婉的手法用到了极致。“还不到中午；乱坟岗多了三个死尸”这几个字描绘这样静静的场面让我们感到全身毛骨悚然，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就十分鲜明地摆在那了，使文章内外的有良心的人都愤怒了！于是这几个字也把情节不知不觉地推动向新阶段发展了。
文章也没有正面描述王婆的女儿如何与日本鬼子惨烈战斗以至牺牲，而是通过“黑胡子”简单的一句话生动地显示出来了：“你的女儿能干得很，背着步枪爬山爬得可快呢！可是……已经……”寥寥几个字，就将她勇敢刚毅能干的战斗女英雄形象刻画出来了。萧红的文笔可谓简约而不乏深刻。
萧红善用感叹号，来表达文中人物复杂而强烈的感情。“亡国后的赵老三蓦然念起那些死去的英勇的伙伴！留下活着的老的，只有悲愤而不能走险了，老赵三不能走险了！”老赵三为着那些抗日死去的人心中充满着沉沉的愤怒，然而又为自己年迈不能杀敌而无比痛苦无奈。
《生死场》格调低沉，感情悲抑，真实感人，“对当时历史条件下东北人民的觉醒和反抗的描写，本篇也是极为真实的。任何艺术的力量都在于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萧红作品欣赏》P157杜一白张毓茂著1985年3月版）对《牛车上》也有这样的评价“作品中真实、生动的描写也是引人注目的，作者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使人深感生活气息的浓郁和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以说，真实生动是萧红作品的特点之一。
冰心的作品人们又怎么评价呢？“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陈西滢评《超人》）；黄英也评说：“从她的作品中所展开的世界看法，她对于社会只有一种远观，对于人类并没有深入的接近，对于一切的社会的问题并没有加以深邃的探讨”。
这两位女作家迥异的命运使她们文章风格截然不同。
萧红从19岁离家出走，就开始陷入了生活无边的苦难之中，尽管有着地主阶级殷实的家庭背景，但她的性格及她的性格所酿就的人生曲折使她对劳苦人民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这与一直生活在资产阶层的冰心有着天壤之别。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这样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使她作品的风格不可能像冰心等女作家那样清雅、纤秀，而处处流露悲怆沉郁的情调。”
冰心在这一时期依然囿困于家庭生活、教书生涯，作品仍以描写家庭和人物为主，如《我们太太的客厅》《照片》，囿于抨击浅俗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和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的情愫。
冰心的作品文风依然清丽优美，读来如清风徐来，诗意甚浓。《新年试笔》清秀纯美的语言，《照片》《西风》对细节极尽笔墨的描写，依然承袭了她“爱的哲学”的文化阐释，如《相片》里施女士对淑贞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淑贞对李天赐的柔柔的爱意。
当然，生活优厚平坦的她在这段时间也感受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铁蹄使她有了稍微的转变，由原来歌颂“爱”“家”开始有了抗日爱国的作品，出现了新的积极因素。《我的奶娘》便是其中一例。它树立了一个因日本侵略而家破人亡、仇恨日本侵略、主张抗日的奶娘形象，但其中的抗日意义却显得十分单薄，也仅仅限于意识上的痛恨日本人，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抗日行为，并且仍然以资本主义大家庭为背景，它的现实社会政治意义也就大大不如萧红的作品了。
冰心平静温和的资产阶级的生活使她远离抗战第一线，选取的题材狭小而有限，没有火热的战斗激情，更不能像萧红那样以文学作为武器进行抗日斗争的左翼作家。冰心所作的《日的春光》《默庐试笔》《我的择偶条件》《我的母亲》《我的教师》《我的同班》都不见得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活圈子的狭小使她的作品在家庭和人物的描写上依然跳不出资产阶层的眼光和视野，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可以说冰心的作品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实况是格格不入的，显然是脱了节了。在这点上，我们自然会更佩服萧红，她对生活真实的刻画和历史性的描写，跌宕起伏，震人心魄，但萧红作品背后苦难的一生，又不禁让人嘘唏。
萧红与冰心，这两朵奇异的花，在２０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放得各有姿态，萧红是开放得悲壮的，沉郁悲愤而不乏热情；冰心是清秀素雅的，淡淡地喷着芳香，沁人心脾，宁和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