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今天还有什么新变的可能性吗？
这是现代人的现代性焦虑之一。古代的、传统的东西再好，也不能算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人活在当下，只有当下存在的意义，才对我们有意义。所以从事艺术创作，总要问问自己现在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许多人批评现今书法家大玩其花样，奇形怪状，层出不穷，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莫名所以。他们在西方艺术领域中抄抄捡捡，或去社会底层找绿林气、匪气、土气、孩儿气、匠人气、也都令人看不见出路。书法家常被讽刺是卖傻猎名，痰迷心窍。
其实做怪者也不都是名利心作祟或文化浅薄。他们有些人是真心想为中国书法找出路，也为自己找活路的。现代性焦虑把他们害苦了，心中那个压力，憋屈啊，令他们左冲右突，兀自困在其中。狂怪的线条与墨块、扭曲颤动的笔画、躁郁狂醉的构图，正显示他们灵魂受到煎熬的状态。
可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新的。现代人相信的革命史观，推倒一切，让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永远只是意识形态的迷思。历史必然延续性大于变革。其变也，或属于踵事增华，或是积水成冰，延续中就有变化，变迁中又见延续之质素，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准此，孔子乃说变革都是在因革损益中形成，“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是因袭继承。但人不可能什么都继承，其中就会有挑选，删去一些又添加上一些，这就是损益。历史之所谓发展，基本逻辑即是如此
可惜现代是个有病的时代，人是平面的、独我的，上不见天，下不见人。无超越性也没有历史性，更没有众生性（孔子说:“兴、观、群、怨”的群）。所以以我存在、我创造、我表现，我我我为思考点。如青春期叛逆的小子，心理上老想破家、出走、弒父、摆脱传统，以证明自我。其变革观乃大异于历史本身变迁的逻辑。
为变而变的结果，如今看来是大成新貌了。但定睛看去，仍是老套，历史上所有胡编乱变的人都是这样的。《文心雕龙.定势篇》早就说过：“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衙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
诡变者有什么秘法呢？不过一切反着来罢了。人都用脚走路，他偏要倒过来用手。古代讲究文雅中和，我就要狂、要怪、要草、要激烈、要矫异、要笨拙；古代推崇文采灿然，我就鄙俚伧俗；古代用笔俱有法度，我就破法、无法、扫之、泼之、拖之、涂之；古人写字，我就不写字，或只写少数字，把字裁边、把形解散，倒置、错综之；古人赋诗作文，篇辞炳耀，我就放弃字义，只有线条墨块。你说我不识字、不通文义？我根本就要打破文字啊！
这么“创造”，其实就是无知妄作。古今妄人，其实都一个样，刘勰当年碰到的也是同样这类人、这类所谓新创。只是现代人加上了现代性的骄矜及西方理论，气势遂更壮了。
但不这么变，还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有，前文不是说了“损益”吗？损益是孔子介绍的方法，刘勰依此而说通变。通变不是乱变，是要变而能通。
如何才能通？刘勰说首先应认识到“设文之体有常”，不能乱来。想变，也要明白“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依着本体来变。不能只顾着变而忘了常或刻意反常。书法就是书法，不是画绘、不是设计、不是拼贴、不是图案、不是线条、不是抽象。
其次，要想创新，得有创新的本领。比如想走长路，须健强体魄；想推倒万古之豪杰，须有胜过古代豪杰的学问器识：“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方法呢？具体创作时，须“参古定法”。因为一味“竞今疏古，风味气衰”。故“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过多学习古代典范，才能“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我的意见，大体也是如此。首先应办明书法的之特点、本性，知道它与其他艺术不同之处。它是文字艺术，立基于文字。外国无此艺术，因为外国无文字，只是拼音记录着语言，故他们只能有字母艺术或美术字，而无书法。用日本人之术语来解释，中文是“真文”，其他日、韩、越、英、法语之拼字均属“假名”。
而真文不只是说它是独立的文字体系，还包括中国人对文字的之理解、认知，有其独特性。我们格外重视文字，在音、言、象、数之上。此称为文字崇拜、真文信仰。与文学观、文化观、宗教观有密切的关系，否则古人不可能将书法视为最重要的艺术。因而书法家还须深入书法之精神性中去。
再者，书法家应如刘勰所说，须博览精阅、读书养气，成为一个有文化内涵有文学造诣的人。这是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写出来的字才能有学者的风范、文人的气韵。
作家，在中国传统语汇中，并不像今天这样泛指一切写东西的人，是“作者之谓圣”的意思，须有圣人之境界与修养。就算我们现在不能讲得那么高，至少也须是个贤人，文人，方能“不愧作手”。
想“不愧作手”，当然不能眼高手低，所以具体还得练字。修养乃内功，应用之巧、随手之变，则是招式。无招式便不能演示、不能应敌。这些招式运用，俱存于古代书家的墨迹、书帖、碑刻中。都是我们的范例，足供参考，所以刘勰说要“参古定法”。
法是变的基础，而非束缚。能通变，不受束缚的人，一，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不把法与自由对立起来。二，是对法真正熟稔了，法才能为我所用。三是“转法华，而不为法华转”之关键在心，心活则法活。吕本中曰：“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活人，怎有死法？宋代理学家总教人要“活泼泼地，鸢飞鱼跃”，便是此理。
何况，世变以来，传统已断，今人所知所见之法，其实已甚狭隘枯浅，故目前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一则，古人名迹，多已散佚。犹如韩愈说张籍诗虽然多，但“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现在能看到的典范已然太少。苏黄米蔡，当时千纸万纸，如今不过数十张。
二者，字体仅限于真草隶篆，其他鸟书、虫书、殳书、云书等尚有数十种书体乏人问津。篆书中除了大小篆之外，战国不同地区的金文、秦漢缪篆等其他篆书，草书中之章草，隶书中之唐朝明朝隶书，也都很少人写。此外更有道家符篆、琴谱减字、西夏文、契丹文等，都还未能如吴昌硕开发石鼓文那样去钻研，参古定法。
三者，笔墨纸砚愈趋单调。许多笔已失传或不流行做。南北笔行，大同小异，六朝唐宋笔式基本失传，想找散卓、鸡距、竹笔用用，都不知去哪里买。墨，古用漆、用墨丸。清朝金农还曾恢复漆书，今亦罕用。纸更是越来越糟，几乎要大大落后于日本韩国了。砚呢？渐仅成为摆设，或琢为茶桌、餐台，与书法无甚关系。凡古人所云纸墨相发、砚云润心、手笔调适等，均只能依凭想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只能将就。
因此，字法、笔法、工具各方面，可说都是法式残缺的。法渐不存矣，何待破乎？这才是今天的危机，而不是法太多了，学不来，束缚了人。昌言破法者，大抵对法根本不熟悉，所以误以为法甚多、障甚厚，以致搞错了时代的问题。无怪其掷气力于虚牝，不能被社会所认同了。
所以，回归中国书法之正道才是未来的坦途。我近年提倡的“文士书”，正是指向当代、开展未来的，岂复古也哉？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