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王，假如谥号能被冠以“文”字，自是很高的评价。

按照《逸周书》中记载的谥法，帝王生平成就属于以下任何一种，都可以称之为“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从这些规范性的描述来看，“文”字的确是一种褒扬。

权且把先秦诸侯也算进来，历史上以“文”为谥，比较知名的，有：晋文公重耳、汉文帝刘恒、魏文帝曹丕、隋文帝杨坚，唐朝开始习惯称庙号不称谥号，其实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也是“文”。再往后谥号开始毫无节制乱加，一个人的谥号可以长达十几个字，就不值一谈了。

在上述几人中，汉文帝是第一位谥号为“文”的皇帝，那么他究竟是何等人，做了何等事，堪用“文”字来褒扬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儿子汉景帝是怎么总结父亲一生的。

在《史记  孝文本纪》的最后，司马迁特意抄录了景帝的一封诏书，这封诏书颁布在景帝元年的十月，十月是汉历的一年之首，元年又是名义上景帝行使自己意志的开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他隆重其事地在诏书里列明了父亲的生平功绩，包括以下几点：

1、通关梁。汉文帝十二年，解除了各地关卡的关禁，不再需要特殊的通行证，交通更加便利。这是一条有象征意义的诏令，意味着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终于从秦末汉初的战时状态，正式切换到正常的秩序。当然，实际上农业帝国下的人口流动并不容易，大部分人被耕地羁绊住一生，而秦时建立的户籍制度，更是把人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即便如此，这仍然算是汉文帝一项实在的便民之政。

2、除诽谤。汉文帝二年，废除了法律中的“诽谤罪和妖言罪”，不再因为言论而治人之罪。不仅如此，汉朝民间巫蛊盛行，常有百姓告发同伴诅咒皇上的，过去有人因此被判死罪，文帝令有司不用审理此类案件。废除诽谤罪的目的，要结合年代来看，文帝从代地入京，某种程度上是身入虎穴，刚刚诛杀掉吕氏一族的功臣集团就是眈眈雄视着他的群虎。所以文帝最急迫的事就是赶紧组建自己的亲信集团，这就是文帝二年首次颁布了“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诏”的内在动力。他要收罗天下贤士，通过赐官进爵广泛施恩的方式，树立忠于自己的政府班子。而开头所说的“废除诽谤罪”，只是“举贤良方正”的一条配套措施。想要招揽进言的贤士，首先要让他们免于因言获罪的恐惧。

3、除肉刑。讲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的便是缇萦救父的故事。说的是名医淳于意获罪将被处以肉刑，怪几个女儿没有用，小女缇萦主动上书表示愿意自己没入官婢，为父赎罪。在缇萦的上书里，称“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肉体残灭了，是无法挽回的，应慎重考虑使用肉刑，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因此去除了刺面、割鼻、断足等酷刑，改为笞刑数百。从出发点来看，这的确是一条善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汉书  刑法志》称，往往一个本来并非死罪的人，承受不完法定的鞭数，就已活活打死。这项刑罚的轻重，最终成为了酷吏手中的砝码。

除此以外，景帝认为父亲值得称赞的德政还有：不接受郡国贡献的奇珍异宝、废除了妻儿连坐之法、生活着重异常节俭、将宫女放归民间等等。

世界上有两种事比较难：一种是“能而不为”，富有天下，却不纵欲是也；一种是“不能为而敢为”，破除旧俗，大胆改革是也。文帝两种事都做得不少，从这个角度看来，他的一生所为，并不容易。如果非要更严格一点，那只能说，时代给他添了一把力。秦末汉初大战之后的民力凋敝、经济低迷，使他不得不减损私欲、鼓励耕种、助推生育，以及保护好有限劳动力的肉体。

景帝用了一句话总结以上功绩：“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这算是给父亲盖棺定论了。

而原原本本把这条诏令记录在《史记  孝文本纪》里的司马迁，自然也是十分认同这样的看法。到班固写《汉书》时，这条诏令一字不落也记了下来，但是放在了《景帝纪》中，从史书体系来讲，这才是正常的，毕竟是景帝即位后亲自下的诏书。但司马迁偏不，他硬要写在汉文帝的本纪最后。这种固执，更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文帝的褒扬。

清朝学者李景星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说：太史公在其他皇帝的本纪中，大多数不记录诏令，唯独《孝文本纪》记录得最为详细，大概是因为他人觉得文帝的诏令质朴温厚，有三代之遗风。

另一位清末学者齐树楷也说：《史记》里唯独文帝本纪，用“德”字最多，一共出现了四十三次。最后一次出现，是司马迁本人说的，“德至盛也”。

后世对文帝多持肯定之论，不过也有一些贬损的意见。

如明朝的陈仁锡便在肯定之余，也批评文帝一味使用和亲政策和防御手段，没有及时反击匈奴，对贾谊等贤士不重用等等。

而毛泽东在读书笔记里则批评得更严厉一些：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