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大清风雨飘摇，朝局动荡，人心不安。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声中。身在北京的梁启超和康有为虽在朝局之外，却对晦涩难明的朝局有切肤的痛感。
会试放榜，梁启超名落孙山，康有为却进士及第，授工部主事。但是康有为志不在此，他的目光盯着紫禁城内，欲在京师大干一场。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书极陈自强雪耻之策，恒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项，为光绪所赏识。
但是，此时的康有为职低言微，在慈禧把持政局的当下，纵有滔天伟略也是无可奈何。面对中国现实，他们深深感觉到，欲谋求中国之出路，非自强不可求自保，非结群难以集民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走改革之路，冲破党禁和报禁的禁锢，开民风，开智识，团结人心。于是，他们在安徽会馆成立强学会，将有志救国的青年人士组织在一起；创立《万国公报》，将他们的主张和思想得以公之于众。
强学会以康有为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表现上以增广见闻为宗旨，实际为组织政党打基础。这时候的康、梁已经从经集训诂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走上了政治改革的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加入他们的阵营，他们还请来了张謇、陈三立、黄遵宪、吴德潇、梁鼎芬、汪康年等社会名流为会员们讲学，一时民心趋鹜，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万国公报》创立后，梁启超担任报纸主笔，每天给报纸写文章，评论时政、宣传新法，他的如椽大笔，由此渐露锋芒，为世人所认识。后来，《万国公报》改版为《中外纪闻》，但由于内容敏感，引起当时朝臣的猜疑；加之康有为主张保教，呼吁以孔教为国教，并以教主（孔子）纪年，更是犯了大清的大忌，导致《中外纪闻》出版一个多月便被官府查禁了。而强学会也因为发展迅猛，动摇到了大清的国体政策，遭到言官弹劾，被强行改为官书局，奉旨封口，不得再议论时政。梁启超见事无可为，于1896年春前往上海，另谋天地去了。
虽然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都没有生存下来，但是它们在全国引起的连锁反应却是惊人的。北京强学会后，上海强学会、直隶知耻学会、粤学会、湖南南学会、湖北质学会、江苏苏学会等各色团体纷纷创立起来。
梁启超来到上海后，和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商议，认为甲午海战后，国内形势一日千里，人心思变，有必要办一份报纸，及时报道国内外时政大事，让国内读者可以了解世界大势，知悉国内情况。于是，他们合力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时任张之洞幕僚的汪康年担任报纸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专司撰述。
通过《时务报》，梁启超写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文章，其文笔浩瀚，如挟风雷，连张之洞看了也禁不住赞道：“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时务报》发行量最高时竟达到一万两千余份，其影响力可见一斑。梁启超因而名声大噪，他所开创的文体被时人冠以“时务体”之名，引得许多报纸纷纷效仿。
但是梁启超名气越大，越觉得自己学问不足，需要广泛涉猎，博览群书。那时的他，敏而好学，心比天高，视野极宽，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可见，梁启超此时的思想已经挣脱了一时一地的局限，他是站在世界顶层为万民某福祉的。
他在《变法通议》中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同时，他还和汪康年一起鼓吹民权，提倡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可是，在中国行之两千年的秦政制看来，人民怎么能与君主共主国家呢，这是断然不可接受的。
当时大清的实权旁落在洋务派手里，虽然他们在甲午海战中栽了跟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仍然是大清的实权者。对于他们来说，“中学文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不可变，洋务是权宜之策，设厂开矿故可，而革祖宗之法，变朝廷官制，言君民共主那是万万不可为的。梁启超欲变官制的思想和提倡民权的主张，洋务派尚且不能接受，更遑论那些固守祖宗之法的顽固派了。好在梁启超和汪康年在提倡这些思想和主张的时候，用词婉转谨慎，虽然招来了批评之声，还不至于遭查禁的程度。
梁启超全集
1897年2月，梁启超借请假回粤省亲的机会，转道澳门筹办《新知报》，随后登船北上，在武昌拜谒张之洞，受到了张之洞的隆重欢迎。然而一番交谈下来，张之洞却发现，他所赏识的这匹千里马并不是那么好驾驭的。他原打算把梁启超留下来，希望通过慢慢调教终为自己所用。但是梁启超拒绝了他的好意，借湖南巡抚陈宝箴请他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机，辞谢而去。
后来，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序》写道：“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耄颐，尤恋栈豆。接见西宫，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对满朝文武官僚，作了入木三分的嘲讽，引得张之洞大为不满，并下令刊载这篇文章的当期《时务报》不能在湖北地区发行。
陈宝箴是江西人，他的家庭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赫赫有名，儿子陈三立，孙子陈寅恪，一门三代大儒。湖南时务学堂开办之初，原打算请康有为任总教习，但陈三立独具慧眼，认为梁启超的学识和能力在其师之上，这才改聘了他。
梁启超到长沙后，虽时值寒冬，却感觉热风拂面。长沙这处三湘之地，民智开化，汇聚了大批新进人士，个个朝气蓬勃。《湘报》《湘学报》提倡维新，推动变法；南学会、译学会等新式团体遍地开花，这些都为梁启超变法思想的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他预见到：“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所以他建议湘粤联手，用湘之才，用粤之财，施行腹地自立。
大清末年，风云变幻，时局易变，但梁启超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洞见却是清晰的，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说道：“大局之患，以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之有济。”也就是建议湖南当权者，要把握时机，提前准备。
1898年年初，梁启超患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不得不从湖南返回上海治病。在去上海的船上，梁启超对同行的人说道：“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梁启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与家人所通的信中，他的发妻李惠仙曾多次提及要他安顿好后，接家人同去。但是他基本都拒绝了，因为他自知自己行程不定，安家过于劳顿，而且家眷在身边也会耗去他许多的精力，所以，他选择自己一个人在外砥砺前行，不愿受“家累”的困扰。
1898年（戊戌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3月，因沙俄租借旅顺、大连湾，全国物议沸腾，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联名上书，条陈联英抗俄，但终不能阻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于是，康有为发起保国会，梁启超则以抱病之身全力投身运动之中。5月，会试结束，上万举人聚集在京城各大会馆、旅店等待会试放榜，而梁启超恰在此时联名上书，请求废除科举。他这一举措，对于这些热盼功名的会试举人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都恨不得生撕活剐了他。时人不禁由此感叹：“当时辇毂之下，何施不可，康、梁诸公乃敢犯冒严遣，成此义举，实在不能不钦佩。”
这一年，光绪皇帝27岁，已到了独当一面的年纪。早在康梁发起变法之初，他就已读过康有为的奏疏，对国土沦陷，外辱不断的时局深感不安，只是当时大清实权旁落在两宫太后的手里，纵使他有固土中兴的志向也是无可奈何。在外强环伺的情况下，太后只想保大清，惟愿“尽天朝之无力，结与国之欢心”，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所以，光绪虽然欣赏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却囿于两宫的掣肘，纵然啼血丹青，未敢言由衷。
直到1898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德国租借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扩租英租界，强租威海卫等一系列割地事件，让光绪感觉到不能再坐以待毙，这才决心挣脱太后的禁锢，图谋变法强国。当时有大臣向他进言，称保国会妖言惑众，混淆国是，但光绪却答道：“会能保国，如何不好？”国土日渐沦丧，清室岌岌可危，变法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6月，光绪排除众议，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由此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但是由于康有为过于急进，以期短期内实现改革主张，使得京中谣言四起，盛传光绪要改服剪辫，革堂员，废礼乐，在社会营造出一种大清将亡的景象。
对于新政，慈禧原本没有加以阻挠，她对光绪说：“只要你留着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如今，这些谣言可谓句句戳中慈禧的痛点，让她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在慈禧看来，这些流言绝非捕风捉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由此，在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的血腥镇压下，变法刚实施百天即宣告失败，以光绪被幽禁于南海瀛台；康广仁、林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君子被砍于菜市；李端棻被流放于新疆；梁启超和康有为逃亡海外而告终。
变法失败了，但是它施与社会的影响却久久没有褪去，它既是一次近代政治改革的尝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先声，极大地刺激了广大爱国青年奋战到救国的路上。维新派失败了，大清实权再一次旁落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里，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变法的一切举措亦即时废止，轰动一时的戊戌运动就此终结。
夕阳西沉。梁启超伫立在东渡的船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国，一时悲从中来：“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