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20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主要作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关于本书

本书是梁漱溟最完整的自传。讲述了他一生知行合一，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目标，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的过程。一是人生问题，也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核心内容

本书思想核心是：梁漱溟认为，世界上的人生观分三种。“逐求”的人生观肯定人生和欲望，它的低层次是满足物欲，高层次发展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现代西方哲学。“厌离”的人生观既否定人生也否定欲望，最彻底的就是佛家思想。而“郑重”的人生观是肯定人生，抑制欲望。代表就是儒家思想，其中的精义是“自觉的、尽力量的去生活”。梁漱溟早年的思想历程，受到了父亲梁济的影响，在这三种人生观中完整地游历了一遍之后，最后选择了信奉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的思想投入现实社会改造。

梁漱溟自信承担着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他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先认识旧中国”，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理性过于早熟。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散漫流动的结构。改造中国社会的关键在于改造农村社会，增强团体的组织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为此，他放弃了北大教授的职务，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投身于中国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拥有独立思想，要从建立主见、学会对比思想差异、寻找问题开始。通过在学习中寻求解决方案，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真正的学问，是把眼前的道理和材料系统化、深刻化。

前言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我生有涯愿无尽》。对它的作者梁漱溟，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了，写出来是漱口的漱，三点水加一个幽冥的溟。如果你喜欢读人文社科类的书，或者熟悉近现代中国历史，那就会知道，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名字。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梁漱溟是和胡适、冯友兰、钱穆齐名的大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还是中国近代活跃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49年以后，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过新中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今天，学术界对梁漱溟的定位是：国学大师、佛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得到《中国文化课》的主讲人、著名学者许纪霖老师曾说：梁漱溟继承了王阳明的传统，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但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却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甚至连“四书五经”都没背过；他也不是事功中人，也就是不追求功成名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也就是毕生都在寻求问题的答案。在这本书里，他通过回忆生平，讲述了自己完整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三大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该如何看待人生？

梁漱溟的人生，充满了特立独行的转折。他没有高等学位，却从25岁就开始在北大教哲学。后来，他又辞去了教授职位，去农村做乡村建设工作。在这本书里，他用一套人生观结构，讲述了自己经历之后的感悟。

第二个问题是，该如何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

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梁漱溟思想的两个原点。他的前半生，一直在为农村工作和建设新中国而奔走，他的后半生，也一直在思考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压力，他都坚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一直没有扭曲过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第三个问题是，他是怎样通过自学，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的？

第一部分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这本书里，梁漱溟没有讲太多的生活场景，而是以自己的人生为客体，做了一次理性的审视和剖析。他曾经为各种人生观建立过一个总体结构，而他自己是在这个结构里完整地走了一圈，才最终找到人生答案的。所以，在讲他的经历之前，我先来为你说说，他对于人生的思考。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一种思想倾向，也就是所谓“人生态度”。中国习惯把人生观分为“出世”和“入世”两种。梁漱溟认为这个说法太笼统，他觉得，人类各个时期、各个民族以及各种社会发展出的人生态度，可以分成三大类。每一个大类里，又有不同的深、浅层次。

他称第一种人生态度为“逐求”，就是追逐和欲求这两个字。

按照直接的体验来说，人生是由欲望组成的，“逐求”人生观就是承认这些欲望，追求满足这些欲望。梁漱溟认为，西方价值观就建立在“逐求”人生观之上的。低级的“逐求”人生观，只是满足物欲；而它在深层次的演化中，形成了高深、复杂的西方哲学。西方文明从中发展出了正视客观世界、征服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这是很了不起的。“逐求”人生观在当时的深层次表现，就是由美国哲学家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

第二种人生态度叫“厌离”，就是厌倦和分离。智慧的一个特点，是能够进行反思。当人开始冷静地观察自己的生活时，会发现自己正被饮食男女的欲望所纠缠，社会上充斥着贪婪和罪恶；生离死别的现象，又提醒他人生有限性，人自然会觉得人生充满了痛苦，缺乏意义。梁漱溟说，这是人人都会出现的念头，也是很多宗教的根源。“厌离”人生观之间的区别，在于思考得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他认为，其中最完全、最通透的一种，就是佛家思想。

此外，还有第三种“郑重”的人生态度。儿童的天真烂漫，就是一种天然的“郑重”态度，儿童对当下的生活是全心全意的。而成熟的“郑重”人生观，是自觉地接受生命的自然现象，力所能及地追求合理的生活。这种观念对于外界的态度是：采用全副精神投入当下，追求有所作为；对于内在精神世界，则不断地进行向内的反思。

你可能有印象，这和得到哲学课里讲到的古希腊斯多葛主义比较接近。还有一种中国化的智慧解读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最完整、最到家的郑重人生观。儒家反对人依靠外力强迫，或者在欲望的驱使去行动，而是主张“正心诚意”，用自觉的精神力量作为人生动力，这都是“郑重”人生观的呈现。它的精义可以概括成一句朴素的话，就是：“自觉的、尽力量的去生活”。

我们再把这三种人生态度放到一起来对比：“逐求”人生观的出发点是人和物的关系，它既肯定人生，又肯定欲望。“厌离”人生观则是专注于思考人和自身的关系，它是既否定人生又否定欲望的。而“郑重”的人生观着重于考虑人和人的关系，它肯定人生的意义，同时主张尽可能地节制欲望。

这三种人生态度，可以概括梁漱溟的三个人生和思想阶段。

梁漱溟在1893年生于北京，198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他是蒙古族，姓的梁不是汉族姓氏，而是由于祖上是元朝的梁王。从他曾祖父开始，三代都是以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他父亲梁济是清末的内阁中书，工作是抄录皇家档案。我们今天来看，梁漱溟的性格和人生观，受他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梁济崇尚维新，让子女读的是最早的西式中学，采取的是现代式的、宽容的教育观念，并不干涉子女的思想和人生选择。所以，梁漱溟从小学的是数理化和英语，没有专门背过儒家经典。

梁济又是一个崇尚侠义、性格激烈的人。作为清朝的大臣，他主张君主立宪的共和制，并不同意儿子梁漱溟参加革命党，但也没有强求过他。在1918年，也就是清朝灭亡的第七年，梁济在北京投湖自尽，在此之前，他写了几万字的文章，抒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观点，最后，他以一死来唤起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这种“以身殉清”的激烈行动，在当年相当罕见。有人称他是“梁疯子”，但更多的人尊敬这种血性，他的论敌陈独秀也说梁济是“为了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

在梁济投湖自尽前三天，偶然看见报上一条国际新闻，随口问梁漱溟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说，“能好就好啊”，然后就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

这段父子间的最后对话，能代表梁漱溟父子的信念，他们鄙视只为稻粱谋的文人，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和父亲不同的是，梁漱溟思想的第一个阶段，是前面说到的那种深层次的“逐求”人生观，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信奉刚刚输入中国的西方新思想。在中学时参加了同盟会，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做了同盟会《民国报》的记者。

随后，在革命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中，他转入了思想的第二个“厌离”阶段，产生了出世思想。在20岁时，他开始潜心研究佛典，生活上吃素，拒绝家里说亲，准备将来出家当和尚。24岁时，他发表了成名作《究元决疑论》，这篇论文批判了古今中外的诸子百家，唯独推崇佛法。蔡元培读到之后，当即决定请他到北大来教“印度哲学概论”和“儒家哲学”课程。

老北大的风气兼容并包，而“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让梁漱溟这个曾经一心钻研佛学、讲中国传统学术的青年学者感到了压力。他的态度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决心对中西文化进行一次系统的比较，看看究竟谁更有道理，这形成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当梁漱溟用比较视角审视中国和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文化之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儒家思想是一种郑重的人生观。比如，他提到：以佛法为代表的出世思想，往往把人生形容为一种苦。而《论语》却通篇没有一个“苦”字，开篇的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后，“乐”字和庄重而平和的人生态度在书中随处可见。这种简单的文字现象，引起了他的深思，为什么儒家能采取进取精神，把人生视做一种“乐”呢？他从这里面体验到：人的身体虽然无法摆脱欲望纠缠，但人的“心”、也就是精神，是可以主宰自身存在的。于是，他进入到第三个思想阶段，把自己的思想最终归结到了儒家人生观，而且，他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出路。从此，他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决定知行合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度过人生。在个人生活上，他在1921 年结婚。我们可以算一下，梁漱溟完成这样复杂、理性的人生审视过程，其实只有28岁。

在事业上，他的选择也相当坚决、相当不一样。他觉得，要实践儒家的人生思想，就不能只在课堂和书斋里讲课做学问，而是深入到民间、到现世中推行自己的主张。1924年，他辞去了北大教职，到山东、广东等地的农村去办学，推动当时的农村建设。

第二部分

这本书的名字，来自梁漱溟的两句诗：“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他的未竟愿望，他要做的移山填海事业，是通过改造乡村，为中国寻找未来的社会进步出路。这也是古代儒家的一种传统理想：通过参与社会的“礼乐兵农”事业中兴天下。

1942年，当梁漱溟身陷险境，在信里写过一段看起来很狂妄的话，他说：我的三本书还没写完，所以现在不能死。今后中国的大局需要我，我也不能死。我要是死了，天地会变色，历史会改辙，那是万万不能有的！这些文字出版时，梁漱溟加了一句解释说：“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他的这种狂，也是古代大儒的性格特点，也可以说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信气概。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使命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梁漱溟自信：接续和发展中国文化，舍我其谁？

梁漱溟说“要建设新中国，先认识老中国”。离开大学讲堂之后，他在对民间考察和实践里，形成了一套基于文化视角、超越政治立场的观点。在下面这部分内容里，我就为你介绍梁漱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判断和实践。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的中国文化，优势在于发挥了人类理性的伟大。而缺欠在于理性启动得太早、文化过于早熟。

这个文化状态反应在现实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构造。他一直坚持认为，旧中国社会内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而是处于一种散漫的、流动的状态。所以，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政治观念套用中国社会现实。在传统中国，起主导作用的是家族的、乡土的关系，没法单纯从人的经济地位和职业上断定他的成分，另外，宗教和民族这些在西方文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特殊的社会政治力量。

他对于当时中国问题的概括是：对外要争取民族解放，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这些问题本来不是自发的。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也许会长期在一乱一治中循环。如今——也就是抗战前夕的内外交困——问题虽然是从外面来了，但解决的途径，还是只能通过内部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完成。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弥补当时中国的两大缺欠，一个是民间社会缺乏“团体组织”，也就是基本的自治能力。他说，当时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另一个缺欠是科学技术。科技普及也不能绕过农村，中国的富强，应该建立在广大农村之上。

另外，作为一个形态散漫的社会，中国的前途必须是聚拢合一的。所以，梁漱溟一直积极主张自下而上地完成社会改造，建设统一的新中国。

于是，从二十年代开始，梁漱溟也像他所推崇的儒家先贤一样，在乱世中从南到北地四处奔走，寻找实践主张的机会，也就是开展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工作。

梁漱溟一直认为旧中国的社会基础在于农村，改造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改造农村，开发民智”。他曾经很激动地说：民国三十年，一件正经事也没有做。妇女们还在缠足，缠到了几乎看不见脚的地步，以至于要靠爬行。黄河两岸的农村，人们的穿戴还是束发、青衣白裙，和戏台上一样。至于穷苦、营养不良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就算没有遭遇外寇侵略，也无法在现代世界生存。

当时，由知识分子倡导的乡村建设蔚然成风，投身乡村建设的教育家还有陶行知、黄炎培。他们都希望通过社会改造来救活农村。其中，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最有代表性。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强的启蒙色彩。他认为乡村建设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工具，而是要向农民传达价值理念，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他对农村改造的理想是：要让知识分子和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发挥力量。

梁漱溟形容自己在邹平搞乡村建设时，是“以出家人的精神做乡村工作”。他在邹平成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理论方面的工作是研究乡村建设、培训乡村服务人员。在社会实践方面，研究院发展了农村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引进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棉种改良，和青岛的纱厂建立供销关系，提高了当地的农民收入。成立金融机构，专门向合作社贷款。合作社还创办了乡学、村学等社会教育事业，培养村民参与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自治能力。后来，由于地方和农民的支持，研究院还拥有了县里的治安权，挑选当地年轻人组成民兵队，每个村都有保卫力量，把县里的土匪都赶到隔壁县去了。邹平成了全国乡村建设的典范，被称为是“中国人超越政治救国的卓越努力”。

这些近一百年前的改良措施，是温和而具体的，和今天的农村扶贫工作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出自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框架的总体认识，朝向他理想中的社会改造大方向。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去思想，去论述，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能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儒家的救世情怀躬身入局，一点一滴地去做实际的事。可惜的是，这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业，因为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止了。

梁漱溟说：自己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中年遭遇抗战，大半生都在中日之战里度过。抗战期间，他在1938年访问过延安，又在敌后游击区做过很长时间的动员工作。1941年，他发起了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务委员，希望通过增强“第三方面”社会力量，促成国内抗日力量的团结合作。抗战胜利后，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参与国共和谈斡旋。在感到和谈破裂不可避免后，退出政治，重新开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

第三部分

梁漱溟的一生，拥有很多重身份。他出入于学术和政治，游历于中西文化之间。他说：自己是因为对人生感到烦闷不解，才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哲学。然而，一旦对人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也就不需要追求更多的道理。同样的，他因为找不到社会的出路，才不得不行动，去研究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这些学问，假如有朝一日发现了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他也不会再为学问而学问。所以，他才说自己是个“问题中人”。学术界给予他的那些大师、名家的头衔里，他也只接受一个，就是思想家。

这也是我在第三部分里要为你说到的：怎样像梁漱溟那样，依靠自学，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

梁漱溟说，人们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渊博并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呢？是能把眼前的道理和材料加以系统化、深刻化。他把这个建立独立思想、获得真正学问的过程，分成了八个步骤。

第一步是通过用心思来建立主见。梁漱溟说，什么是哲学的道理？其实就是偏见，美其名曰的话，可以说是主见。只要是哲学家，就一定是极端的。哲学家用心思地思考问题，寻找能够贯通一切的普遍性道理。只要这个主见建立起来，他就不会再接受模棱两可、混乱矛盾的东西，会坚定地排斥不同观点。人通过独立思考获得的主见也许是浅薄的，但纵然浅薄，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他说，胡适的主见就很浅，但因为是他独立的心得，而且理论亲切动人，所以能自成一派。别人不行，因为连浅薄的主见都没有。

有了主见之后，第二步就是去思考旁人的意见与自己不同在哪里？这后面隐藏着什么问题？梁漱溟对学问两个字的解释是“学着认识问题”。比较糟糕的学习是：道理知道了一大堆，却提不出一个问题来。

最初的主见和问题是通往思想和学问的萌芽，有了这个萌芽，才能在不断的学习中吸收养料，长出学问的大树。在此之后的第三步，就能进入真正的读书和学习了。经过了之前的训练，在读书时，人会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不一样的见解，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思考和推求背后的解决办法，吸收成为真实的知识。

第四步，是学然后知不足。用心之后，你自然就知道，自己那一点儿浅显的见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这就像木心说过的一句话：“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梁漱溟在一次面向哲学系学生的讲演时说：学哲学千万不要轻易说自己懂。你要是真懂了柏拉图，那你就等于是柏拉图。只有自己知道自己不懂，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前面这四步，是从问题到学习，再到逐渐形成思想的修炼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不断打磨，就可以把范围很广的知识，收集整理成为一个思想系统。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第五步：由浅入深，以简化繁。梁漱溟说，凡是有系统的思想，经过整合和抽象，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有些人谈论学问时堆砌一堆名词，论证繁复，旁征博引，实际上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学问也是不通的。

后三个步骤，是判断思想和学识高度的标准。第六步是运用自如。有则禅宗故事说，一位禅师对人讲：“你们有一车兵器，拿出一件又一件，却不会使用。老僧虽然只有寸铁，便能杀人。”因为这寸铁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方法，所以知道怎么运用。当问题来了，他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中心所在。而茫然地判断不出问题的关键和解决方向，就说明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学问。

第七步的标准是对他人的清晰判断力。当人站在一个思想高度上以后，就会对旁人的思想水平一目了然。到了思想圆熟、炉火纯青的第八步，人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精巧透彻的。有大学问的人，说出来的话，形式上是平常的、随意的，其中却蕴含着万变不离其宗的高明道理。

梁漱溟说，这八个层次，他一直是在前四层，也就是建立主见、寻找问题和寻求解答上下功夫；至于后面四层，只能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汉学家艾恺一直从事梁漱溟研究。在接受艾恺的访谈时，梁漱溟说：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与普通人有一点不同，我“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儒家解决了他的人生问题，让他不再认为“人生是苦”，转而以躬身入局的态度，谨慎地相信“这个世界会好起来”。对于现实的中国，无论他的主张是否行得通，他都遵照郑重的人生观思考过、求索过了，他远远的历史背影，已经加入了古代儒者的行列。

总结

关于梁漱溟和这本《我生有涯愿无尽》，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最后来回顾一下：首先，梁漱溟说，世界上的人生观分三种。“逐求”的人生观肯定人生和欲望，它的低层次是满足物欲，高层次发展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现代西方哲学。“厌离”的人生观既否定人生也否定欲望，最彻底的就是佛家思想。而“郑重”的人生观是肯定人生，抑制欲望。代表就是儒家思想，其中的精义是“自觉的、尽力量的去生活”。梁漱溟早年的思想历程，受到了父亲梁济的影响，在这三种人生观中完整地游历了一遍之后，最后选择了信奉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的思想投入现实社会改造。

第二，梁漱溟认为自己承担着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他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先认识老中国”，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理性过于早熟。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散漫流动的结构。改造中国社会的关键在于改造农村社会，增强团体的组织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为此，他放弃了北大教授的职务，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投身于中国乡村建设。

第三，梁漱溟认为拥有独立思想，要从建立主见、学会对比思想差异、寻找问题开始。通过在学习中寻求解决方案，建立自己的思想系统。真正的学问，是把眼前的道理和材料系统化、深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