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否则就得饿肚子。后来，人们开始八小时上班，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吃饭喝酒聊天看电视。再后来，年轻人离开了电视，迎来电脑、手机，创作、回复、分享已成为后面八个小时的主流，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非工作时段已经由消费者、接受者转变成一个内容的创造者和分享者！这就叫认知盈余！
自由时间积累成认知盈余
什么是认知盈余？这要从自由时间说起。当社会步入工业化，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后，人类开始有了自由时间。一个受过教育或有特殊技能的人，如果适当利用这段自由时间，即可产生不弱于工作时间的价值。而庞大的潜在人群，在机会和分享欲望的推动下，运用便利的工具和新颖方式，发掘利用累积起的自由时间，则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与效应称之为认知盈余。
工具赋予可能性
参与、创造、分享的动机人们古之有之，除了时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具，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可能。
案例：东方神起，总统倒霉
2003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决定重新开放可能有疯牛病的美国牛肉进口，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开始公开抗议。这次抗议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抗议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这些小女孩按理说对这种话题不会太感兴趣，那么她们为什么跑来抗议呢，因为“东方神起”。东方神起是韩国一个偶像男子乐团，但他们并未发出任倡议，这些女孩只是因为在东方神起的网站上聊天，聊到疯牛病这个话题，大家变得焦虑，心怀愤懑，所以就上街游行了。
无酬的动机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那些无偿花费很多精力于某项任务上的人简直是“脑子进水”，但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却比比皆是，而且他们很开心！
案例：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
歌唱家乔希·葛洛班的粉丝为了送偶像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他们首次尝试以葛洛班名义募捐并成功地募捐到1000美元。后来，慈善募捐就成为葛洛班之友的班务之一。他们自己设计了网页，拍卖葛洛班之友捐出的东西。参与人越来越多，涉及到的资金也越来越庞大，就成立了“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要知道运营“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积极参与这件事？
热爱胜过金钱
著名的搭积木的实验有助于阐释人类的动机。一组实验者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报酬的许诺，另一组则提前被告知搭建成功会获得报酬，结果当两组人员再次被要求参与搭积木实验时，无报酬的一组比另一组明显更有热情也更加投入。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个心理学理论，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德西把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和有胜任感（能够胜任所做的事）的愿望。制作网站能够打动一众参与的人，就是因为“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事”的感觉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好得多，因为那隐含着胜任感，而胜任感最容易产生于处于能力范围边缘的工作。
活跃者为我们创造机会
拥有时间、工具和动机之后，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这个东风就是机遇，那么机遇从何而来呢？一些活跃的先行者的探索和创造就是其中的答案之一。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的先行者，我们给彼此创造机会。
案例：滑板与画室
麻省理工经济学家埃里克·冯·希佩尔认为，所谓“领先用户创新”并不是由产品的设计者，而是由产品最活跃的使用者来推动的，使用者完全可以将该工具以一种设计师从未想到过的方法来使用，而这往往来自一个协作小组的探索和改进。20世纪70年代，一群孩子将干涸的游泳池变废为宝，他们自称西风少年，在空荡的泳池里他们能够玩出很多新花样。在一次比赛后，他们的视频风靡全球，进而掀起了滑板热潮。同样，印象派画家团体，也经历过相似的过程。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深切考虑并支持他人的追求，这种能力是人类生活的根本。
社会生产：陌生人免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当一件事复杂到单人无法完成时，就需要团队来承担。驱动一个团队承担复杂任务的初级机制有两层，第一层是私人部分，即为团队支付满意的报酬，这是公司的方法。第二层是公共部分，即使没有任何钱，团队仍然愿意为了崇高目标和责任感而努力，这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方法。而驱动团队生产还存在第三层机制，团队成员完成其对价值的创造，以及相互间的工作协调，这是朋友和家庭的方法。这种机制将我们的自由时间和特殊才能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做有益之事的能力的增强，构成这个年代巨大的新机遇之一。谁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谁就能改变人们的行为。
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文化是驱动人们产出认知盈余的另外一大动力。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拥有无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而我们现在则处于一个创造慷慨文化的时代。
案例：制度改变文化
父母在接孩子时迟到，自然而然会增加日托中心的困扰，所以有的日托中心，设立了惩罚制度，迟到10分钟以上的家长，将会被罚款。这一举措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迟到的家长达到此前的三倍。后来，日托中心撤销了罚款制度，但迟到人数仍然未回落到以前的水平，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事实上家长接受罚款制度后，日托在他们心中就由共享事务变成了赤裸裸的付费交易，老师的时间就是商品，罚金就是交易价格。即使制度撤销后，家长们仍视日托中心工作人员就是可以拿钱来交换的人，而不是受人尊敬的老师，故而该迟到就迟到，缺乏之前的愧疚心。这种由新制度而引发的最终改变的是文化，它的影响比惩罚制度更加持久。
知识共享的前提
知识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具兼容性的东西，但是要想利用它，还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法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弗瑞指出，这些条件分别是：社区规模的大小，共享知识的成本，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已及接收者们的文化规范。
第一个条件是社区规模的大小。知识不同于信息，知识只存在于那些能够理解它的大脑之中。能够理解“生日快乐”歌词的社区显然要比能理解梵文诗歌的社区大得多。一个社区里能理解某种特殊事实、方法或故事的人越多，该社区的人们合作运用这些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第二个条件是共享知识的成本。当印刷降低了制作和保有书籍的成本时，能够阅读小说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曾经，电报的普及将国际新闻带进了地方性报纸。如今，互联网正在降低的不仅是文字，也包括图像、视频、音频、原始数据等数字化东西的传输成本。
第三个条件是被共享知识的明晰性。人们会以配方的形式交流烹饪技巧，是因为它能把食材和步骤全部罗列出来，任何人看了，都能很快理解它的内容。简明的配方形式，比同样内容含混的表达更能加速团体中的知识共享。社区规模的增大，共享成本的下降，清晰度的增加，都使得知识更加兼容。
第四个条件即是文化规范，即一个社区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协调的一套共享假设。要想真正利用兼容性，一个团体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了解它的成员在想什么，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了解，为社区的人提供身份认同感。
从公用价值到公民价值
个体的满足与群体的行为动机
情绪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之一，所有的群体内都存在情绪化因素，事实上，正是这些情绪使群体得以聚集在一起而不致分崩离析。一个追求目标的群体，必须在自身的效率与成员的满足感之间寻求平衡，业余群体则对成员的内在动机有更大的依赖性。
个人、群体与自由
如今，人们在共同努力和公开行动方面拥有了更多新的自由，这让个人满足感大幅提升。但社会层面价值让人们更关心，我们的认知盈余是如何得到利用的。从大笑猫，到开源软件，再到Uahahidi,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价值从个人扩大到社区、公众和社会后的规模。而分享形式按规模不同可以划分出大概四种主要形式：个人分享、公用分享、公共分享、公民分享。
个人分享是最简单的分享形式，参与者和收益者都以个人身份参与分享活动，从彼此的分享中获益。可能有的分享价值微不足道，比如分享大笑猫的图片，但在拥有20亿潜在提供者和潜在用户的环境下，任何微小的价值的广度都是巨大的。
创造公用价值则更加复杂，其参与性更强，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要求成员有更多的交流，这一价值仍然只局限于参与者内部。
公共价值，是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它与公用价值一样需要广泛的交流，但要求参与者更为开放，许多开源项目创造价值即属此类。
公民价值在开放性方面类似公共价值，但是对于致力于创造公民价值的团体来说，改良社会是他们显著的目标。苏珊创立组织的目的并非只为自己的会员，而是改善所有印度女性的自由。
我们可以利用共享的认知盈余，我们可以建立许多无形的学院，为创造更多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工作贡献。然而，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需要其核心参与团队的承诺和辛勤努力，还要求团体进行自我治理，限制娱乐元素干扰，专注处理复杂的任务。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并不容易，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无可救药地想满足个人的需求，又想实现集体的效率。全心全意为社会或公众服务的团体很难长久维持。如何创建和维护这样的群体，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运用认知盈余三阶段
如何提高我们运用认知盈余的可能性，要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新机会，应对早期的成长，以及根据用户不断带来的意外做出调整。起步时，最好从小做起，多问问为什么，把自己放在使用者的位置上。成长时，一百个用户比一千个用户都棘手，关键是最初吸纳的用户能够体现正确的文化。后期要不断调整，不断学习。记住，只有积累了足够的价值，群体才会容忍治理。要尝试任何事，尝试每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