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生于1037年，黄庭坚生于1045年，历史给他们铺设了北宋这样一个崇文的大舞台，成就了他们耀炳千古的文名。也成就了两个人亦师亦友的不朽传奇。那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时代，也是一个靠文化上位同时又不断挑战文化良知的时代，这个意义上讲，苏黄是文化良知的坚守者。读过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必然能感受到木秀于林者身边的群小有多可怕，官场上攻讦、诋毁者的大行其道，其中不乏风骚百年名载史册曾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人物，更有一群如蚊蝇般的急先锋和追随者。
苏轼和李白相似之处是，身在官场依然保持知识分子具有的良知，结果同样酿成了个人的悲剧。苏轼天真地将一片冰心错之于官场规则上，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但导致自己一生命途多舛，而且牵累了门人如黄庭坚等。拯救自己的也只有自己，准确的说是，在他和黄庭坚无路可走的时候，佛老哲学救了他们。苏黄如一股清流，林间的清风，穿越了那个时代，遂穿越了历史的未来。历史公正如斯，真正伟大者才能名垂青史。
今天让我们回眸苏黄十年神交，使那灰色的历史鲜亮起来，感受那段与众不同的友谊的细枝末节。
二
神宗熙宁5年，公元1072年，35岁的苏轼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乞放外任，通判杭州，因公差抵达湖州。湖州太守孙觉是苏轼的老朋友也是黄庭坚的岳父，于某日接待苏轼，席间将女婿黄庭坚推介于苏，并交给苏几首诗，说，“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扬其名。”苏阅罢黄的诗稿，觉得黄的诗与众人大有不同，以为不是当世之人。并从中看出黄是一个“必轻外物而自重的人”，即有点像庄子所说的“定乎内外之分”，不为外物所动的不俗之辈。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苏轼自密州赶往河中，正月，经青州至济南，齐州太守李常与苏轼亦为至交，迎接并款待了苏，接连几天如此。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于是出示外甥的诗文求正于苏，苏因5年前在孙觉席间对黄已有了解，这次读罢，觉得黄的诗“意在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这是一年后苏轼见到黄的亲笔信后回《答黄鲁直》中的话。
一段美好的友谊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启。良禽择木而栖，苏黄的诗与书法在北宋神宗前后这段文人荟萃的时代，确像一道耀眼的光芒，而玉成苏黄者就是孙觉与李常。黄庭坚当然不是泛泛之辈，后来成为苏门弟子并与苏轼并称也并非忝列门墙。
三
元丰元年（1078）春末夏初，苏轼首次接到黄庭坚从北京寄来的书信即《上苏子瞻书》，黄说明自己“齿少且贱”，年龄又小地位又低，“尝望见眉宇于众人之中，而终不得备使令于前后，”书中对苏的倾慕追随之情溢于言表。黄比苏小九岁，文名如同萤火，自然不比苏轼当时的光焰万丈。但想必对苏在孙李面前的盛赞有所耳闻，并觉得此人不仅可以是自己的师长，更像是脾性相投的知己，心中的狂喜可想而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传达的思想感情能够穿越时空，走进另外一个心灵是多么幸运的事。虽然后来有不少苏黄相互间戏谑调侃的逸闻，在书法上有死蛇挂树、石压蛤蟆的互相贬低，谁又能死心眼地解读呢？
后人如清代黄宗羲有过“心契东坡”的简短评价，也有人说苏轼也是“真知鲁直者”。黄在信中说自己“非用心于富贵”，从他后来决然辞官的行为可见言之不谬。这种不求闻达，不汲汲于名利的淡泊，如松下清风，徐徐吹进苏轼的心中。且这句话与苏在孙觉席上语黄“必轻外物而自重”如出一辙，这也是苏看重欣赏黄的地方。
苏轼于这一年春末夏初收到黄的投书和赠诗后，“喜愧于怀，殆不可胜，”但因整个夏天都在忙于家人的病，直到秋初才回信并和诗，即所谓《答黄鲁直书》。
《上苏子瞻》和《答黄鲁直》是苏黄二人神交的最重要的文字材料，宋代发达的造纸印刷很好地将其保存了下来。书信投递并没有影响二人由师生至朋友的升级。
然而苏给黄的答信又整整滞留了一个秋天，是年秋末，黄庭坚从卫州回大名府，户曹郑瑾才将苏的答书和诗交于黄的手中。黄庭坚对苏轼的“不以污下难于奖拔接引，开纳勤勤恳恳，俯伛而忘其臂之劳，强驽马于千里，”表示感激，之后又“勉奉鞭勒，至于胜任而后已，”欲将苏视为终生的朋友，相依半生。
四
事实也正如黄之所言。
元丰二年（1079）春初至夏末，二人书信甚是频繁，成为坊间美谈。但以后，随着“乌台诗案”及以后苏轼的宦海沉浮，苏黄如湖海的浮标，每遇风波，则跌宕沉浮。苏轼不想累及黄庭坚，黄亦不因苏有遭际而祸福避趋，彼此都做到了不负初心。
元丰二年（1079）四月十二日，苏抵达湖州任所，不久，有人告发他在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于是很快，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入狱，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受审期间，“不说曾有黄讥讽文字等因依”。黄庭坚在北京得知苏轼系狱的消息，焦急又无奈，为苏蒙受小人谗言而陷于囹圄而不平，并为自己无力营救苏而忧思不已。案结后，苏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元丰二年年关出狱，被贬黄州，即现在的湖北黄冈，做了团练副使（民兵副队长）。需要补充的是，“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鬼门关，不管是出于新旧两派的争斗还是出于文人相轻的嫉妒，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你的诗文你的书法也太那个什么了吧，同在一片林子里你那棵树也太扎眼了吧，于是有人抱住使劲摇，有人拿小刀刻几个不堪的字，有人甚至带来了伐木的锯子，并开始磨锯霍霍。关键时刻，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被从轻发落，于第二年年初抵达贬所黄州。
黄庭坚也未幸免，他表面上的代价是接受罚金二十斤铜，折合人民币四千至五千元，论起来不算是多重的处罚，更大程度是表明一种态度：敢于与诋毁朝廷的人亲密往来，那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可实质上相当于严重警告，如果还是新派执政，自然是升迁无望。作为朝廷，如果对只是书信往来的黄庭坚处罚过重，那么圣朝也太没有姿态了。
“乌台诗案”平息后，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此非细致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
元丰三年（1080）春初，苏赶赴黄州，二月抵达，即闭门谢客“不复作文字，自持甚严”。
元丰四年（1081），黄庭坚致书苏辙，转达自己对苏轼的问询。
元丰五年（1082）二月，也就是距东坡作《赤壁赋》再有五个月的时候，苏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有“独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的话，又言，“鲁直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可见对黄的叹赏与关注。
元丰六年（1083），黄庭坚曾给苏写过一封信，表达敬慕与理解之心，勤恳体贴之情。不以谪居为意，超然物外的旷达胸襟，置同道至友于个人安危之上，真合于君子喻于义的品性，坦荡如斯。
元丰七年（1084）正月，朝廷有诏，苏轼至汝州，十月于扬州上《乞常州居住表》，次年正月于泗州再上《乞常州居住表》，二月恩准。是年，黄监德州德平镇，得知其事，大喜，写《次韵清虚喜子瞻得常州》诗，诗中惊喜有如杜子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太白赴夜郎途闻赦报而出三峡之韵。
不久，黄庭坚于元丰八年（1085）四月以秘书省校书郎还朝，夏末离开德平镇，秋初至京师。
苏于此年六月闻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十月十五到任，又以礼部郎中召还，十二月抵达京师。
第二年，二人初次相见，这一年苏50岁，黄42岁。自1077年黄庭坚初次写信给苏轼至二人相见的1086年，已经是十年时间。
五
历史应该用重重的一笔来记录苏黄这修行一样的十年。
前后《赤壁赋》、《念奴娇 赤壁怀古》、传世至今天的《黄州寒食诗》书法手稿都是出自这个时期。这些旷世之作无疑与苏的人生境遇有着颇深的关系。文章憎命达，身处江湖之远，苏东坡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得到了高度的提升。这是为官时的他写不出来的，虽然居庙堂之高的苏轼一样言行不昧良知。黄庭坚的诗成就也很高，有史料说他诗出天才，与苏不分轩轾，但辗转于官场，他的诗作较之这十年的东坡的诗，确实稍逊风骚了些。苏轼逝于1101年，一年后，黄于写下了《松风阁诗》，以表达对朋友的思念，无论诗歌本身还是书法，都堪称上乘。三年后黄庭坚离世。
相逢因为别离的长远而格外美好。记住这十年以及之后的短暂相聚，尽管相逢如昙花的开放，短暂得甚至没来得及回望和追忆，却要面对碣石潇湘。
这是悲剧。缓冲悲剧的方式对后来者而言，是记住历史，记住尚有温度的诗文。
后记
后因司马光推荐，黄庭坚校定《资治通鉴》，苏轼因司马光上台后，废尽新法，而此时苏轼对新法已有进一步认识，并与之力争，不久，就因不堪纷争去了杭州。
第二年，赵挺知（李清照的公公）向朝廷反映黄庭坚有男女问题，而黄庭坚对此不以为意。黄于是陷入纷争，干了五年，辞职，乞一宫观居住。
一年后，章敦（苏轼的至友，后陷害苏）为相，因黄庭坚修订《神宗实录》又兴文字狱，黄被贬亳州。
此时苏轼亦因“讥刺先朝”被贬，苏临行前约黄庭坚在鄱阳湖相会三日，这一会就成为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