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这点毋庸置疑。
我有点奇怪的是，杨振宁生于1922年，他在物理世界的两大成就——“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分别是在1954年和1956年完成的。
也就是说，杨振宁在34岁之前就把自己在物理上的最大贡献做完了。
而且不光是杨振宁，他的合作伙伴李政道获得诺奖时候也就是而立之年，还有爱因斯坦，他在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也才二三十岁，可以说他的重大论文和成就在年轻时候就完成了。
类似的还有牛顿等科学家，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从生理层面讲，人的大脑成熟一般是在50岁左右，但爱因斯坦、杨振宁等人为啥在自己智力的巅峰时期没有更大的学术成就呢？
后来我有次看到杨振宁在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我以为是年轻人有创造力，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做，思维活跃，有想象力，可以对着一个领域深入研究，解决问题。
但杨振宁不这样看，他认为对做学术研究的人而言，“不管你用什么名词，如果要做得很好的话，一定是对那个领域有些天然的本事”，他以刘翔为例说明，表示刘翔要是没有跨栏方面的热情和信心，那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
对于这种天然的本领当然可以称之为天才。
除此之外，杨振宁还观察到在他所认识的物理领域的人，家庭生活对自身成就影响很大，他们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在家庭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反而是对成就的一个促进作用。
“你第一个想法一定是在你的家庭生活最圆满的时候做出来的工作是最成功的，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很多人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在他的家庭非常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他的太太生病了，或者是家里头孩子有大问题的时候……”
杨振宁表示这时候往往他的工作反而比较成功。
在杨振宁看来，这个问题或许值得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有个特点，一个人日常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忘掉那些纷扰”。
譬如杨振宁在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对他有很大的吸引，他非常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帮助你解决不能解决的日常生活中困扰的办法”。
杨振宁提到了爱因斯坦的例子，爱因斯坦就对别人讲过，他之所以变成一个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觉得做别的事情太困难，而做物理呢，就是他最能够心安理得的工作。
家庭生活与科学研究之间的作用，未必是无稽之谈。
看了杨振宁的说法后，我去找了一些当年杨振宁夫妇在美国生活的资料，发现他们确实是有过生活的困难。
杜致礼是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她本是杨振宁的学生，尽管是名门之后，可在美国生活大不易，她曾因为学费问题不得不转学。1950年，她与杨振宁在美国普林斯顿举行了婚礼。
当时杜家已经家道中落，经济困难，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候基本是靠银行贷款，而杨振宁与杜致礼也是生活拮据，家里经济压力大，对杜致仁确实帮不到多少。
在大学最后一年，银行突然断掉了杜致仁的贷款，并要求他把欠款全部还上，这对杜致仁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杨振宁也没办法拿出那么多钱来。
陷入绝境的杜致仁最终是想不开自杀了，这就给杜致礼很大的打击，其实如果杜致仁暂缓学业，等几个月就能看到杨振宁拿到诺奖，那样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但人生就是如此莫测，谁又能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从杜致仁的悲剧可以看出杨振宁在拿到诺奖之前还是生活很困窘的，几千美元对他也是一笔巨款，如果他有这笔钱也不至于不帮杜致仁。
所以“天才”也会饿肚子，也无助于解决现实的经济困难，时不至不能强生，不到时候就只能苦熬。
板凳一坐十年冷，杨振宁做科学研究也是在家境困难的时候，他只能埋头做学问，管不了太多。这好像是上天的磨砺，非要让你处于逆境、苦境时候才能深入学问之中，鞭策你不断向前走，从而取得成功。
这不是说人要追求痛苦，而是人生难免会有磨难，让你“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激发你的创造力，去寻找出路。
而人在顺境的时候，好像就缺乏了这种危机感和紧张感，我认为杨振宁的这个经验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帮助。在遭遇困境的时候，要记得成功和伟大都是熬出来的，除了信心和希望，我们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