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玉华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来南方澳，现在的一切会有多大的不同。但她心里清楚得很，比起不能给彭世贵送终，和周丛吉继续的分离会让她遗憾的多。
她现在躺在南方澳医院的病床上，侧看着周丛吉的相片，她想，自己这一生的苦也应该快要到头了。八十八岁，这确实是个没什么遗憾的年龄，也实在有太多可以遗憾的事。
“太多的人死了”，付玉华闭上眼轻轻地说。窗外的浪涛声不停地哗哗响着，比起这像轮回的单调的浪声，她更喜欢苏州河的平静，即使她从不敢回忆那的平静。她在这轮回的浪涛声里睡了过去。
有时候，她真的想永远活在梦里，不醒过来。可今天不同，她梦到了那个九三年秋天的下午，她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那时的自己依在虹桥机场的玻璃门上，送走她寻找了一辈子的人。那是她一生最痛苦的一天，可偏偏也是她最常梦到的场景。苦痛总要比快乐记忆得深，这一直让付玉华觉得奇怪。
付玉华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她的儿子站在他身旁，她对他说——墙上的钟快五分钟，水生啊，你要修一下。他对了下自己的表，没说话，一会儿他才告诉她，明天是彭世贵的祭日。“我说呢，刚刚做了这么不好的梦，原来是他捣的鬼，他死了二十年了，到底还是忘不了我。”付玉华说着微微露出些笑容。付玉华不经常笑，但她很喜欢，因为那是她有时面对困苦的惟一的办法。南方澳很静，午后的太阳从太平洋的远处照来，让一切都显得澄明。付玉华看着窗外，你明天要去给他扫墓，再带一些汤圆，她说。
彭世贵离开他待了八十六年的世界是在九六年的冬至。付玉华那时住在高雄，她赶到上海，给彭世贵送了衣服和被子。付玉华至今还记得彭世贵死前给自己留的话，他说——我都要死了，让他们两个团圆。
办丧期间，付玉华就住在二女儿彭红兰家。大陆的儿子彭林宝待付玉华不好，大女儿彭林妹三年前就和付玉华不再来往，只有彭红兰很孝顺，付玉华只愿住她家。付玉华很不愿提起大陆的儿子和大女儿，倒不是因为不是亲生，只是养了那么十几年，到头来他们只认钱。周丛吉也说——他们关系不好，就是要钱，要钱，人家都在讲，你跑到大陆去的话，大陆的儿女都是要钱的。付玉华以前不觉得这世上有养不亲的人，直到养了这对儿女出来，日久生情才成了鬼话，就像她和彭世贵。也许第一次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能让一个人永远忠于自己的那个归属，能让人陷入无限的回忆和牵挂，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放弃道德和理性，去开始沉沦。
然而这些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时间过得总比自己想的要快，也一见便不再见。两年前，周丛吉死，他和付玉华一生也只在一起二十年。他现在葬在高雄的军人公墓，那是让付玉华很遗憾的一件事。付玉华总是说——一个人活着就是要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才会顺心。死也是如此。她想把周丛吉葬在大陆，和自己一起合葬在大陆。她说——我不许你葬在军人的墓地，这世你当兵，来世不要当兵。当兵一去几十年，要不是当兵，你不是在大陆吗？这是付玉华的最后一点私心，可世事茫茫难自料。
水生坐上了去虹桥的五点的航班，如果不出意外，晚上七点就能到。他望着舷窗外，层层的云在日光下显得灿烂极了，向北飞，云和光也不停地变化着，他望着这一切，好像在看一场没有剪辑过的幻灯片，云与光交织在一起，成了天空的大地，在那里，一切都会显得踏实。他喜欢下午的航班，自从母亲病后，三次回上海，他都是选的下午，因为天太亮会显出天的单调和虚空，太虚了，就让人想抓个东西填满，而他身边快空无一物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陌生的地方总让人睡得不好。他没有去彭世贵的墓地，而是先去了外白渡桥——那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口，也是他每次回上海都到去的地方。冬至日早晨的外白渡桥空无一人，梧桐和高楼是这里唯一的街景。寒风让水生把自己裹得更紧，他很惊奇于每一年桥两头发生的变化，可这也让他感到越来越多的陌生。他有时会问自己——这真的是我住过四十年的地方吗？可他转念一想，从九六年跟着父母去台湾，到如今这二十年他只回过上海三次，谁也怨不了，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故乡的距离从不是能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到了墓地，水生朝彭世贵的墓直直地走过去，彭世贵的墓在中间靠左的位置，他记得很清楚。他面对着墓站着，说——爸爸，我今天来看看你。
他说：你还记得吗，我刚来的时候不愿意认你，也是像今天这么冷的一天，我跑，跑到那个、那个福民里的花棚，站在稻草堆里睡觉，我看到你和妈妈从我面前走过，我不出来，现在想起来都很伤心。
第二天，台湾的医院给水生打来电话，他们的意思简单而又明确——付玉华昨晚昏迷，他必须赶回去。
夜半的机场依旧动力十足，水生站在候机厅里没有动过。冬夜风凉，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刚下飞机的场景好像仍在眼前，他又被推着走上了返程的路。
飞机到台北已经是零点，水生又急急忙忙打车向苏澳赶，他看着车外缭乱的灯光不停地闪，只觉得脑袋发昏，他越来越弄不懂这趋向于光怪陆离的世界，也许世界本就是幻觉。他闭上眼，暗自期许不再会有坏事发生。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而他现在只想早点逃离他的泥沼。
到了医院，水生感到两腿发软，几天的奔波让他身心俱惫。他轻轻把母亲病房的门推开一些，只看到心率机平稳地走着，他问护士——还在昏迷吗？回答是没有，她只是睡着了，但仍需要密切监视。他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又把门轻轻推开，看到心率依旧平稳才离开。
水生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到十点，他直拍自己，懊悔睡过了头，打开房门的时候，他看到了母亲的脸正对着自己，她就一直那么躺着——她期待能有人来。她露出些笑容，她说——护士跟我讲你凌晨来的，委屈你了。声音很轻，但字字落在水生的心上。他的确委屈，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委屈，可他知道母亲的委屈远比自己大得多，所以他从来不说。
付玉华一生也只说过对她的委屈吐过一次苦水。那是九三年周丛吉到上海的第五天，全家人挤在南草泥塘一个几平方的小客厅里，讨论付玉华去台湾的事。彭世贵说：“你一定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我够也够不着，拉也拉不住。你说我怎么办？我讲真心话，我不放你走，你会对我不满。就是你留在这里，平时也要跟我吵吵闹闹的，实事求是的。”付玉华听了有些激动，她像是被拔了塞子的水池，她说：“人家邻居看到我都说——你这个人真是……年纪轻轻嫁给一个老头子。我说我没有办法，我从小没有父亲，母亲又没有工作，你说我怎么办，我领着孩子又能到什么地方去。这些人说闲话的嘴很讨厌的，你看你，你看你，年纪轻轻嫁给一个老头子，哪个提‘老头子’我的心就……我没有话好讲，就是这样，一生一世没有一个抬头之日。我为什么病成这个样子？心里很苦闷。人家嫁老头子都嫁有花园洋房住的，我又是多少苦啊。”她擦着眼泪，“他是指望这次我跟他去，我也指望这次能跟他走。我一定跟你离婚，跟他复婚！”付玉华说得掷地有声，像十二月的风，让人心底发颤。
病房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水生看着窗外，付玉华看着白色的床单，两个人都若有所思，活生生的一幅人物画。沉默得越久，他们越不愿打破沉默，直到付玉华说了话。她说——水生啊，我昨天梦到你爸爸了，二十岁，我和他偷偷结婚的那天。水生恍了一下，匆匆地说了声嗯。她闭上眼，说——他要是不当兵就好了，送走他的时候，旁边的人不让我上船，说我是共谍，他也不愿意上了，他们就喊——你不上，共匪马上就来了，你要是被抓住，必死无疑喽！他还是走了。我就抱着你站在黄浦江边……
水生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脚，付玉华也没再说下去，她知道过去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午后的南方澳依旧是那么安静，只有轮回的浪涛不停拍打着海岸，那声音一直提醒着付玉华——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同样不可得的还有健康。她很清楚自己的命数到了头，在进关怀室的那天她就知道——这里只缓解病人的痛苦，不再进行治疗。
她于是在某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最后一次看周丛吉写给她的信，信的开头写——亲爱的玉华吾妻，我要说一声对不起你。然后像一束幻光，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