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实是受好友吕安牵连。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后文再详述。在此之前，不妨先温习一段孔子语录：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这话，本是教训弟子的安身立命之法：要笃定地信奉正道，勤学不倦，宁死也要守住善道。政局将危之地不去，已然大乱之邦不留，切莫白白送死。天下清明便出仕做事——“见”通“现”；世道昏暗便退隐山林。国家有道而你却贫贱，那是自己没本事，丢人；国家无道而你却富贵，多半是靠同流合污得来，更是奇耻大辱。
魏晋之际，尤其是司马家操弄权柄的那段岁月，大抵属于典型的“邦无道”。纵然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也不能轻易“现”，只能“隐”。学不了陶渊明挂印归田，起码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远离官场最体面的姿态，便是表现得格外不合时宜。
谈玄说理、嗑药酗酒、扪虱而谈……这些看似狂放不羁的行径，其实都是在刻意制造一种“不合时宜”。说穿了，为了在乱世中明哲保身，许多狷介、清高的做派，多少都有些“演”的成分。
实在不行，还可以玩“大隐隐于朝”——官照当，事照推，学徐庶进曹营，出工不出力。
还有一种“隐”，叫作躺平。
曹魏后期，曹爽与司马懿斗得你死我活，中书令李丰夹在中间，两头都不敢站死，只好装病。按当时制度，休病假满百日便要免官停俸。李丰每病到八九十天就“神奇康复”，去官府打个卡，过几天又卧床不起——如此反复好几年。可惜他终究没躺平到底，后来参与密谋诛杀司马师，事败被杀。
嵇康的“隐”，则更为直接。他干脆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宣告自己不宜做官的“七不堪”：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天天有人敲门催起，这是一不堪；
第二，我喜自由，抱琴行吟、射箭钓鱼，但做了官就得被下属围着，行动不得自由，这是二不堪；
第三，我身上虱子多，坐久了浑身发痒，但穿上官服就得正襟危坐、揖拜上官，连挠痒都不敢，这是三不堪；
第四，我不善也不喜写信，但官场应酬多，公文堆案，不回信便是失礼，勉强应付又坚持不久，这是四不堪；
第五，我不喜吊丧，但人情往来以此为重，难免得罪人，即便想强迫自己随俗，也终究违背本性，这是五不堪；
第六，我讨厌俗人，但当官就得整天跟俗人共事，宾客满座、喧闹臭秽，种种丑态都在眼前，这是六不堪；
第七，我心性不耐烦，但官事繁忙，俗务缠心，这是七不堪。
以上“七不堪”，转引自刘勃《世说俗谈》。
更要命的是，嵇康还在信中直言“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这在当时几乎是“反动言论”，政审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
然而，真正让嵇康走上绝路的，还是他无意中得罪了钟会。
钟会彼时已贵为司马昭心腹，想借嵇康的名头为自己贴金，便特意带了大批名流登门拜访。嵇康却在门前大柳树下光膀子打铁，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在一旁替他拉风箱。叮叮当当，二人干得热火朝天，根本没把这批贵客放在眼里。钟会站了许久，自讨没趣，转身要走。嵇康这才冷冷甩出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也是玄谈高手，当即回敬：“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听说该听说的才来，看见该看见的便走。表面潇洒，实则话里藏刀：你娃给老子等着，弄不死你，老子不姓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