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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死的是嵇康？这是文史学者刘勃提出来的问题。
刘勃拆解《世说新语》，为嵇康开了单章。嵇康之死，信息量很大，我写了三篇读书笔记，此为第三篇。
嵇康是被司马昭处死的。表面上看，其死因有二：其一，受好友吕安的牵连，莫名其妙卷入了“谋反”大案。其二，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同为名流的钟会。
那还是14年前。已经成为司马昭心腹的钟会专程拜访嵇康，嵇康光着膀子在柳树下打铁，同为竹林七贤的孙秀帮他拉风箱。叮叮当当，二人干得热火朝天，把钟会等一大票名流冷在一边。钟会腿都站软了，自讨没趣，转身要走。嵇康这才冷冷甩出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你说钟会该怎么想？表面上不动声色，心头肯定破口大骂：你娃跟老子记着，不弄死你，老子就不姓钟！
嵇康为什么表现得这般“不合时宜”？不妨温习一段孔子语录：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这话，本是教训弟子的安身立命之法：要笃定地信奉正道，勤学不倦，宁死也要守住善道。政局将危之地不去，已然大乱之邦不留，切莫白白送死。天下清明便出仕做事——“见”通“现”；世道昏暗便退隐山林。国家有道而你却贫贱，那是自己没本事，丢人；国家无道而你却富贵，多半是靠同流合污得来，更是奇耻大辱。
魏晋之际，尤其是司马家操弄权柄的那段岁月，大抵属于典型的“邦无道”。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轻易“现”，只能“隐”。学不了陶渊明挂印归田，起码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远离官场最体面的姿态，便是表现得格外不合时宜。
谈玄说理、嗑药酗酒、扪虱而谈……这些看似狂放不羁的行径，其实都是在刻意制造一种“不合时宜”。说穿了，为了在乱世中明哲保身，许多狷介、清高的做派，多少都有些“演”的成分。
然而嵇康怠慢钟会，“演”过头了，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按理说嵇康狂是狂，却绝不糊涂。官场规矩、人情世故，他心里门儿清。
关于嵇康的“精明”，刘勃有过一段精到的分析：嵇康写过一篇《家诫》教导儿子，讲的全是谨小慎微的道理。比如他强调，和上级打交道要保持距离。与人同去拜访长官，切忌最后一个离开；长官留宿，更要婉拒。因为这种私密场合，长官很可能会向你打听同僚的隐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不说都是一个“糟”字。更糟的是，即便你守口如瓶，日后只要有什么秘密泄露，你都会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这一点，鲁迅先生比刘勃看得更透：嵇康骨子里对礼法精神极为认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谆谆教导儿子如何为人处世。
鲁迅的这一判断，出自他那篇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关于《家诫》，鲁迅是这样说的：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列举了一条一条的教训。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
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
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教子却要他这样庸碌。但又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骨子里实在是固执的相信礼教的。
鲁迅提到的《绝交书》，即《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好心推荐老友出仕，表面看，嵇康非但不领情，反而翻脸绝交——其实是为了保护山涛，故意跟他划清界限，否则他临终也不会把一双儿女托付给山涛。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路。鲁迅看得透彻：魏晋那些看似最蔑视礼教的人，往往骨子里最看重礼教——真不在乎的人，根本不会临死还惦记着给儿子写一卷“千万别学我”。
我觉得，正因为嵇康太把礼教当回事，才会在吕巽、吕安兄弟的事情上充当和事佬，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吕巽和吕安原本都是嵇康的朋友。哥哥吕巽奸淫了弟媳，吕安想告发，嵇康坚决反对，又去找吕巽，要他承诺别再招惹弟弟。嵇康的想法很简单：别丢了面子。——他珍惜吕家门第，不希望家丑外扬。深宅大院里再肮脏都可以，大门口那对石狮子必须擦得干干净净。
维护朋友的面子，就是维护自己的面子。
结果调解失败。吕巽恶人先告状，诬告弟弟殴打母亲，忤逆不孝。曹魏“以孝治天下”，这下把事情闹大了。吕巽与钟会交好，钟会又是司马昭的红人，一来二去，“徙安边郡”——吕安反倒被贬到了偏远之地。
吕安年轻气盛，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嵇康，信中“平涤九区，恢维宇宙”云云，简直是在说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司马氏，恢复曹魏皇权。这封信落到了一直在伺机报复的钟会手里——当年看嵇康打铁时积攒的一肚子恶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司马昭震怒，将吕安逮捕下狱。嵇康呢，信是写给你的，你不是同谋谁是同谋？——抓起来再说。
以嵇康的声望，只要跟吕安划清界限，完全可以自保，但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是正人君子——一个把礼教看得极重的名士——能做的么？
对此，刘勃的分析十分到位：你可以理解为他忠于曹魏，甘以身殉；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这场政治斗争本无太大兴趣，但当初劝阻吕安别告发吕巽，才导致吕安被反咬一口，嵇康自觉心中有愧。如今吕安必死无疑，再在这个关头抛弃朋友，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更要命的是，嵇康本人根本不认为这事有多严重。说自己要发动政变？简直是扯淡。一个远离官场的人，操那份闲心干什么？他的想法很天真：事过之后，大不了更加低调些，再也不管闲事就是了。
但司马昭早就想除掉嵇康，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罪名。钟会此时恰到好处地递上了一把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刘勃引自《晋书.嵇康传》）
“卧龙”是谁？——诸葛亮哦，司马昭老爹的死对头，太敏感了！不杀嵇康，将来你才认得哪个是“诸葛亮”。
于是嵇康、吕安一同被处死。
嵇康并非死于权力斗争，而是死于“不合时宜”。问题恰恰在于，“不合时宜”正是他的明哲保身之计。
冤哉枉也！
说他“冤枉”，似乎也不尽然。他生活的时代，毕竟不是春秋了。那时候“邦”多，孔老夫子可以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现”可“隐”，无须站队，大不了独善其身。如今天下一统，“危邦”也好，“乱邦”也罢，没得选。山涛、阮籍等一干名流，纷纷“选择”了服从，当官去了。嵇康不肯为司马昭所用，却身处“危邦”，且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唯有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