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北人》在大陆的影响
七十年代末期，台湾文学终于真正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而提到台湾文学，就绕不开其上一个丰碑般的人物，白先勇先生。于是，理所应当的，白先勇先生成为了第一名被介绍到大陆学者面前的当代台湾作家。
而当年大陆读者第一次读到的白先生的作品，是收录在《当代》杂志创刊号上的《永远的尹雪艳》，这篇文章收录在先生《台北人》的第一页，开启了白先勇先生的作品以及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旅程。
白先勇先生是已故的，国军中贵系军阀重要将领白崇禧之子。《台北人》是先生的一部小说集，里面一共收录了十四篇短篇小说。十四个故事讲述的全部是1949年以后，和国民党一起退守台湾的“外省人”的生活经历。
不论单看《台北人》其中任何一篇，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个整体来欣赏，我们都能明显感受到“今”与“昔”的强烈对比，文章一开头便引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也点出了整部小说今昔之比的主题。
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十四个故事其实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而“过去”与“现在”最明显的界限，莫过于中华民国这一政权的败亡。
谈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王朝更迭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从小学习的古诗词里，表达去国怀乡、朝代更替的也比比皆是。而在当代文学作品里，毫无疑问《台北人》在这一领域里的成就是最高的。
这除了因为白先勇先生本身的文学造诣，还源自他出身将门，多年漂泊的经历，让他对于“亡国之痛”，昔日之荣光与今日之苍凉之间的感受，比一般人都要强烈。
还有一重原因，1949年后的新中国的人民，更多的感受是战胜的喜悦，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酝酿出“今不胜昔”的伤怀。人生的经历决定了，这种伤怀，在当时的整个华人世界里，只有败退到台湾的那些“民国遗老遗少”们感受最深。这些“不堪回首的故国往事”，最终成就了白先勇和这部经典的《台北人》。
“我好比潜水龙，困住沙滩。”—京剧《四郎探母·坐宮》
全书第一篇叫做《永远的尹雪艳》，第一句便是“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作为曾经上海百乐门最炙手可热的姑娘，来到台北后，在自己的公馆里，她和昔日的粉丝们依旧延续着莺歌燕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