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喜”字，村子里和父亲年纪相仿的人管父亲叫“老喜”，比父亲稍小一点的称呼父亲为“喜港（哥）”。这两个称呼从我小时候起便开始在我耳边萦绕，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那些年，我家的大红色铁街门每天要“咣当”的响很多次。街门每响一次，我就会条件反射地立起身，眼望着窗户的方向看看是谁来了。来人一边往里走，一边“喜港”或“老喜”地叫着。待进屋之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时，便问道：你爹哪去了？渐渐地，我的脑海里就刻进了一幅画面：“咣当”、“老喜”、“喜港”、“你爹哪去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竟然一直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抹去。
20世纪90年代，我在村子里上小学。小时候，我的体质很不好，一到冬天就生病。有时候，一个冬天会病好几次。除了落下功课不说，还要打针输液的折腾好几天。为此，父亲经常带我去看医生。如果医生不忙，父亲就会把医生请到家里给我输液。赶上某种流行疾病大爆发的时候，医生就顾不上到我家里了。父亲就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驮着我去大夫的诊所输液。
早晨吃完饭就出发了，那天气冻得人连手也伸不出来。我除了眼睛漏在外边，身体其余部分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一个臃肿的矮胖子。由于发着高烧，我的身体不停地哆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用戴着羊毛手套的双手紧紧抓着车架子。父亲骑着车并不太费劲，只是偶尔会踩一下脚蹬，然后就借着惯性溜出去很远。路上的人们见到父亲就会问：老喜（喜港）做啥去呀？父亲就会回答一句：领孩输液。这一段几分钟的路，父亲要重复回答好几次。有的时候，父亲也会主动问候对方。
医生和父亲很熟识了，见到父亲进来，很热情的打了一声招呼：老喜来啦，咋啦？父亲说明来意，医生就开始给我配药。我躺着，父亲坐在我旁边。坐累了，就找一个可以倚靠的东西在我身边半躺着。整整一个上午，父亲不曾离开我身边一步。
输完液，太阳已经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处，大街上的行人也陆续回家了。父亲继续用自行车载着我往家的方向走。回家的路，父亲骑着就比较吃力了。虽说只有四五百米的路程，可全程都是上坡，再加上车后边还坐了一个六七十斤的我。当时的农村道路还没有铺水泥或柏油路，路面坑坑洼洼的。父亲奋力地蹬着自行车，车链子绷得直直的，还不时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似乎随时都会绷断。父亲的身体向前倾得很低，以致于下巴都快挨住车把了。然后，父亲猛地直起身，同时脚下用力将脚蹬蹬下去，利用一瞬间的全身的推力减轻双脚的负担。父亲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有时会因为重心不稳导致车轱辘左右摇摆。就这么一路歪歪扭扭地向前走着，遇见熟人打招呼，父亲也顾不上回答了，只是低着头“嗯啊”地敷衍着。
我家的巷口有一小段斜坡，它的高度比那段上坡路还要高。在距离斜坡还有十几米的时候，父亲从车座子上站起来了，他把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了两只脚上，并且加快了蹬车的频率。就在自行车前轮接触到斜坡的一刹那，自行车似乎静止不动了，车把左右摇摆了一下，车链子绷得更紧了。我以为父亲会跳下车推着我走，只听见他嘴里发出了沉重的“哼”的一声，随之全身的重量集中在右脚上，凭借这一点力气，自行车终于越过了那个斜坡，父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这些年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后，才感同身受地理解了父亲的艰辛。于是，我经常在脑中思考：假如把父亲的经历放在我身上，我是否能坚持下去？我是否会有直面生活的勇气？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多年，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偶尔会听到“咣当”的一声街门响，我依然会下意识的望向门的方向。然而，除了一缕荒凉的西北风裹挟着一丝丝黄土从门前掠过外，便没有任何东西了。这扇门再也不会“咣当”地响了，我也不会再听到人们叫我父亲“老喜”或“喜港”了。只是在清明时节，父亲的弟弟妹妹带着贡品给我爷爷上坟的时候偶尔会说一句：把这个给喜港那放点。从此，人们对父亲的称谓在我心里成了一个陌生的字眼。
那天，我牵着不到三岁的闺女的手过马路，妻子从身后给我们拍了一张背影照。我看着照片不禁感慨万千：父亲当年是否也曾牵着我的手走过那段不平凡的时光？一切的疑问都已随着父亲的离去而成了未解之谜，我只有在梦中才能和他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