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的童年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儿了。那些遥远的记忆已经破碎成一段一段了，但有些碎片却依然有颜色，有气味，有温度，想起的时候便如看了一段4D电影，每一个感官都能入戏。
如果一定要在这些碎片里挑一个最深刻的，那应该是冬天放学后的傍晚。东北的冬季天黑的早，四点多钟就擦黑了。
天空是暗沉的却也是干净的，月亮也干干净净地挂在天上。屋顶烟囱里的炊烟飘散出来，给这份干净增添了一点朦胧和暖意。
拉开钉着厚厚棉门帘子的家门，还没进门便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迅速地包围我，将从外面带进来的寒气驱散。这热气是灶坑里豆秸燃烧的烟气和大铁锅里土豆熬白菜的香气，或许还混杂有一些其他的气息。
几十年前的东北，冬季的蔬菜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土豆白菜萝卜，餐桌上也都是这三巨头的各种搭配和组合。
我妈比较喜欢做土豆熬白菜，半肥半瘦的五花肉切成薄片，在锅里煸炒出油，然后把切好的土豆和白菜倒进去一起炖，有的时候还放上一把粉条。菜全部下锅以后，在大锅上架上铁篦子，热几个馒头，就是全家人的晚餐。那时候的我恨极了这道菜，宁可吃咸菜就馒头也不愿意吃它，现在倒有几分想念。
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建设兵团，也叫国营农场。在地图上看就是雄鸡鸡冠最前端的那个位置。上大学的时候放假回家要从上海坐三十七个小时的火车到哈尔滨，接着再坐八个小时火车到佳木斯，然后还要坐八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总场，冬天下雪路况不好就要坐超过十个小时汽车。这一路跋涉也只是到了总场，就是团部，还没有到我家，我家是分场连队的，距离总场还有三十里路。分场相当于营部，连队便是更下一级，所以我的家在最下级。
那个时候每天从总场到分场的只有两趟车，上午十点多一趟，下午三点多一趟。每次放假回家到了总场的时候都赶不上车，只能在总场的亲戚家里住一夜，坐第二天上午的车回家。尽管如此，我爸还是会去车站等我，期盼着万一一路顺利，赶上了末班车。
客车卖票员姐姐看见我，便唤着我的名字说：“你爸昨天就到车站接你了，没接着。今天肯定又在车站等你。”
果然，客车进入分场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爸爸推着自行车站在路边翘首等待。看到车来了，他便迎上去，在下车的人流里寻找我。看见我，便笑着接过我手里的行李挂在车把上，然后骑车带我回家。冬日的暖阳照在我的头顶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自行车走在覆盖着白雪的公路上，就这样一路回到了家。
还是那个小院子，还是那个钉着厚厚棉门帘的木门，推开门还是扑面而来的热气，却不是白菜熬土豆的味道，而是炖鸡的味道。一知道我回家的日子，妈妈便杀鸡买肉等我回来。餐桌上的蔬菜也不只有那老三样，会有芹菜，蒜苗和辣椒。
这些菜都是大棚种植的，在冬季里无论是种植成本还是物流成本都比较高，售价也比较贵。平日里父母是不舍得买了吃的，只有我回来才会买一些。其实即便这些菜摆上了餐桌，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动几筷子，大半都是留给我吃。
我们家在当地不算穷，但也不富，算是中等人家吧，日子过得去。可是要供养一个在魔都读书的大学生那便有些吃力了。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每次返校的时候也都会让我多带一点钱。
父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他说他不希望我觉得这辈子最苦的日子是在父母身边的时候。
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我很少提起他，也不愿意回忆。不是不怀念，而是刻意回避那份疼痛。我是懦弱的，对于真正的疼痛，我没有勇气去面对。
爸爸是开拖拉机的，会开也会修，是车长。那时候他总开玩笑说自己跟国家主席差六级，主席，省长，县长，团长，营长，连长，车长我爸。
冬天农闲的时候，车辆检修，我爸的身上便总有一股机油的味道。修车时拆下来的旧零件，爸爸会把他认为好玩的东西带回来给我，比方说轴承里的滚珠。可我是女孩子，对铁溜溜蛋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如此，爸爸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诸如此类的东西带回来。
记忆中我妈在连队的很多岗位上都工作过，进过农工班做农活，还在猪舍养过猪，在食堂做过饭，在托儿所看过小孩儿。
我妈在猪舍养猪的时候，我还挺小的，应该还没上小学，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老母猪下崽。母猪下崽的时候是需要人看护的，主要是怕难产或者母猪将刚产下的小猪压死，夜里也需要有人值班。
轮到我妈值夜班的时候，我就会央求着妈妈带我去看下小猪仔。半夜里睡在值班室，妈妈隔一段时间便会去检查一下母猪的情况，若是要生了，就给它接生。
我站在猪舍围栏的外面，借着挂在柱子上的马灯灯光看着刚出生的粉嫩嫩的小猪仔。那些小家伙很厉害，刚刚出生不久便能在猪圈里到处跑。就这一点来说，灵长目动物远远比不了。
这段画面直到如今都非常清晰，我清晰地记得马灯光线的昏黄，小猪仔的粉嫩，还有小小的我内心的雀跃。
我们连队的猪舍是靠近一片树林的，树林里有狼，我从没见过，但是真的有。它们会跑出来作案，窜进猪舍把猪咬死。死于非命的猪不会被安葬，它们的肉被送进连队的食堂，只有这样它们才死得其所。
然而这些肉在送往食堂之前，猪舍工作的同志们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留下一点，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到底狼吃了多少，妈妈也能拿回一块猪肉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那些咬死猪的狼既畏惧又感激。
拿回来的猪肉也是不能一下子吃掉的。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东北又不像四川那样可以做腊肉，也不像上海那般腌咸肉。妈妈就把肉切成片，放很多盐在锅里炒熟，把猪油撇出来装在一个大铁碗里，把猪肉装在一个小坛子里，炒菜的时候挖一勺，也算是荤腥。
我对猪油不感兴趣，却很喜欢放在小坛子里的肉。新出锅的大馒头，掰开了，把肉夹在中间，馒头里浸润着肉片的油脂，不多不少刚刚好，咬一口又咸又香，绝对下饭！它比回锅肉要柴一些，又比肉干润一些，只放了盐，却能在味蕾上炸出丰富的层次感。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味道和那种满足感。
童年的记忆很多都来源于味蕾。我妈在食堂工作的时候，我刚刚上小学。我最喜欢吃连队食堂做的辣椒烧茄子。现在想想那茄子烧得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法，甚至很粗糙，大师傅大刀阔斧地将茄子砍成几段，连茄子把都没去掉，丢进大锅里和同样被粗糙肢解的辣椒放在一起翻炒，然后零星地点缀几片肉，放上盐，炖至皮酥肉烂便出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味道却是极好的。
这几十年，我在各种饭店，吃过茄子的各种做法，却都没有当年连队食堂做的好吃。也不知道是因为那茄子绿色无公害还是因为大锅饭就是好。
同样好吃的还有食堂做的肉花卷。大师傅是一个胖胖的阿姨，我特别喜欢看她做花卷。将发好的面在大案板上擀成一大片，抹上油和肉末，圈起来，再擀，再卷，记不清她搞了几个回合，然后切成一段一段，中间用筷子一夹，放进大笼屉里蒸。
新出锅的大花卷，就着辣椒烧茄子，从舌头到肠胃都好满足！
在食堂工作也是要上夜班的。农忙的时候为了抢农时，职工们都是连轴转的，食堂也要做加班饭。
我小时候特别笨，上小学了还不会自己梳头发。同龄的女孩子都能自己梳漂亮的辫子，我连简单的马尾都不会绑。每天早上上学之前还需要妈妈给我扎头发。妈妈上夜班的时候，早上还没有下班，就不能给我梳头发了。我爸给我绑的马尾总是很松，走不到学校就散了。
在我家后面那栋房子住着一个姓陆的阿姨，她的双腿是瘫痪的，只能坐在炕上。我妈不能给我梳头的时候，我便去找陆阿姨给我梳头。
陆阿姨总是把我的头发梳得很好看，她的手很巧，不但会梳头发还会织毛衣。平时她也靠帮别人织毛衣赚一点钱贴补家用，队里的妇女们也常常去跟她学习新的花样子。
不用下地干活的时候，妇女们喜欢去陆阿姨家里织毛衣，聊闲天。所以她虽然足不出户，却能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相当于我们连队的百晓生。
与百晓生不同的是，陆阿姨获得消息是不用花钱的，不但不用花钱，对方可能还会自带瓜子糖块。当然，不花钱的消息真实性也很难保证。
这样一来便扯出了许多是非，座上客们尝尝会因为一些谣言大动干戈。但无论什么样的是非都与陆阿姨无关，因为她从来不生产谣言，只是谣言的搬运工而已。
也有些人因此不再登门，但陆阿姨家里依然宾客盈门，完全不差哪一个。
我妈也会去陆阿姨家织毛衣。小的时候我特别怂，怕狗，还怕鹅。不幸的是有一段日子陆阿姨家这两样都有。我想去陆阿姨家找我妈，又不敢进去，甚至都不敢在大门外喊，害怕惊动院子里的狗和鹅。它们都不需要冲出来追击我，只需叫几声就足以让我仓皇而逃。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盼望有大人从屋里出来，或者有大人来陆阿姨家，这样就可以带我进去，或者把我妈叫出来。可越是盼望，越是没人，我只能在院子门口徘徊等待，等得久了，也会默默哭泣。那份委屈和彷徨，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她家的狗被打狗队的给打死了，那只鹅也没了，估计是入了铁锅吧。
除了狗和鹅，我怕得东西可多呢。和所有小孩子一样，怕黑。那时候已经上中学了，晚上要上晚自习。学校在分场场部离我家有二里多远，走路要十几分钟。平时和一个连队的同学结伴一起走，可是有几次被同学孤立，只能自己回家。
乡下的路边是没有路灯的，路边居住的人家院门关着，窗户传出的那一点点光亮根本就照不到路上。整条路一片漆黑，没有人也没有车，只有我打着一个小手电筒独自行走，在黑夜里像是一个发光的靶子。
我的手电光只敢照面前两三米的地方，不敢向远处照，怕看到可怕的东西。我心里很害怕，怕坏人，怕坏狗，也怕鬼。怕一切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可怕的东西。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想，十分钟之后就到家了，那里有灯光，有妈妈。就这样支撑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家。很多时候，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只要知道困境的期限，便容易熬过去。
那时候的感觉，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我曾经试图用它治疗自己的精神内耗，但是没什么用，也便算了。执着于治疗精神内耗，本来就是一种精神内耗。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在连队小学上的，一个班只有七个学生，还有三个是留级生。所有的科目都是一个老师上，如果老师有事或者生病了，找不到其他老师代课，那么我们就可以上体育课了，所谓体育课就是自由玩耍。
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吵闹。所谓操场就是连队的篮球场，一块平整的空地，铺上砂石，再立两个篮球架，连边线都没有。只有举行篮球赛的时候，连队才会派人用白灰画上边线，这样的边线几场雨便冲没了。
我在连队小学只上了一年就转到分场上小学了，因为连队的小学取消了。随着在北大荒的知识青年逐渐返城，再加上计划生育，学龄儿童越来越少。到了四年级几乎所有连队的小学都取消了，学生都集中到分场小学。
从小到大，我算是很会读书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我也只有这样一个优点，其他一无是处。小时候的我很瘦弱，四年级时才三十六斤，还没有一袋面重。个子也很矮，做操的时候总是站在第一个。皮肤很黑，像一只不起眼的小蚂蚁。这让我有些自卑，很羡慕那些又高又白又漂亮的女生。
我很会读书这件事，我妈也知道。她希望我把心思都花在学习上，不要学那些女孩子爱打扮，所以总是给我穿丑丑的衣服，这让我更加自卑。
在学习上，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格，总是检查我的作业。作业本上如果有红叉叉，我就要受到惩罚，被打一顿。当然，爸妈是舍不得很用力打我的，但足够疼，对我内心也足够威慑。
因为这件事还有一个经典的笑话。为了不被父母惩罚，我努力不让作业本上有红叉叉，但错误总是难以避免。于是我就把有红叉叉的本子藏起来，不让父母看到。本子藏多了，又怕被发现，我就干脆把那些本子都扔进了公厕的粪池。
乡下的公厕都是旱厕，那些本子还没来得及没入粪池就被我小姑发现了。小姑本以为是谁家的孩子书包翻了。书都掉厕所里了，那孩子不得哭成什么样了？可仔细一看，本子上竟然写着自家孩子的名字！
小姑连厕所都顾不得上了，仿佛已经看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然而当她跑到我家的时候，却看到我淡定地在院子里玩。她问我厕所里的作业本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用完了，没用了，就扔了。小姑啼笑皆非。
这件事被当做一个笑话被时时提起，但当年的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那是一个孩子逃避恐惧的挣扎。去年见到小姑，她老人家还提起了。我也一笑置之，告诉了她当年丢弃那些作业本的真正原因。
小姑是我父亲的妹妹，是和我比较亲密的亲人之一。小的时候我喜欢去找小姑玩，因为她脾气好，也有生活情趣。我的小姑父是北京知青，他在我表妹一岁多的时候就返城了，直到我表妹上小学，小姑才结束了两地分居去了北京。其中的艰辛，年幼的我并不能明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坐在小姑家的炕上，看着她在窗外劈木头。她个子小小的，拿着大斧头一下一下地把木柴劈开，然后一瘸一拐地将木柴抱到阴暗的小偏厦里。她的腿在连队干活的时候受了伤，瘸了好几年。她也就那样一瘸一拐独自一人生活了好几年。
我的姨夫也是北京知青，他返城比较晚。所以我小时候和姨妈家的表姐妹们交往还是比较多的。有一段日子，每次去姨妈家都会跟我表妹打架。小孩子之间能有什么矛盾，无非就像小猫一样的领地意识，我的到访让表妹觉得领地被侵犯。
我小时候很瘦弱，也很怂的。即便比表妹大，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赢的，但每次打架都是要受惩罚的。我妈会打我，可姨妈却从来不打表妹。挨打之后看到表妹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心里就特别委屈。
终于有一次我太难过了，就从姨妈家往回跑。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地上是厚厚的雪。那时我最多也就七八岁，我家和姨妈家不在一个连队，距离有两公里。我踏着积雪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哭。
没有跑出很远，我妈就把我追上抓回去了。为了让我承认错误不该乱跑，我妈隔着棉裤掐我的腿肉，掐破了。我忘记了后来我到底有没有承认错误，反正腿是很疼的。到现在想起，腿还是疼。
其实也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家长都一样。他们爱孩子的表现就是把好吃的省下来，不用孩子干活。但他们并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感受，从没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的童年有快乐有温暖，也有伤痛和压抑。它不需要我去治愈，也不能治愈我的人生。我和童年互不相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