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教科书的通货紧缩概念来定义我国当前的物价现象。正本清源:物价下行不等于通货紧缩。经典的通缩是一个恶性循环,1. 物价持续、普遍下跌:消费者预期东西会更便宜,从而推迟消费。2. 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企业因产品卖不掉而利润下滑,被迫裁员降薪。3. 货币信用紧缩: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敢放贷,经济活力枯竭。
对照我国现状,物价下行是事实: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确实在低位运行。但经济下挫和流动性不足并不成立,经济增长:我国GDP仍保持在5%左右的增速,远未达到经济衰退或下挫的标准。流动性:我国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总量巨大,社会融资规模持续增长,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不存在系统性的流动性危机。
因此,将当前情况定义为结构性物价下行更为精准。其驱动力不是需求崩溃,而是供给侧发生了深刻变革。
深度解析:我国物价下行的多重驱动力,1. 产业结构转型与生产效率提升(核心驱动力),新三样的规模效应: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完整、最高效的产业链。大规模生产和激烈的内部竞争,使得单位成本急剧下降。例如,光伏组件和动力电池价格的持续走低,是技术迭代和产能优化的直接结果,这反过来也压低了相关领域的物价水平。
数字化降本增效:全国性的电商平台、高效的物流体系(如菜鸟网络、京东物流)和工业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成本,这些节省的成本最终会体现在终端价格上。
统一大市场构建消除制度性成本,我国正在致力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全国一盘棋。这意味着跨省流通的壁垒和中间费用在减少,商品可以更直接、更便宜地从工厂到达消费者手中。
外部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脱钩的压力测试,欧美对华去风险或脱钩政策,导致部分外向型产业面临外需压力。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企业必须将一部分原本用于出口的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供给,从而加剧了价格竞争,导致物价下行。这是一种外部压力向内传导的表现。
居民预期的阶段性调整,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影响了部分居民的财富预期,使得消费行为更趋理性与谨慎,更倾向于储蓄和性价比消费。这种消费模式的转变(并非消失)也对整体物价水平构成了下行压力。
全球镜像:我国的物价下行与西方的通胀是一体两面,是同一场经济战争的两个结果,是全球化进程被逆转后,在不同经济体身上的撕裂式体现。
西方的通胀:为去中国化支付巨额账单,供应链重构成本,过去依赖我国高效、低廉的供应链,现在被迫转移到成本更高的东南亚、墨西哥,甚至回流本土。土地、劳动力、能源、合规成本全面上升,这些成本最终都由消费者买单。
地缘政治溢价:俄乌冲突等地缘事件推高了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而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加剧了自身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输入性通胀压力巨大。
稀缺性通胀:在产业链重构完成之前,一些原本从我国稳定供应的中间品和制成品出现短缺,导致临时性的物以稀为贵。我国的应对:主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
西方的压力迫使我国加速向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旧动能的衰减和新动能的培育。当前的部分物价下行,可以看作是淘汰落后产能、激励产业升级的市场信号。
我国正在将经济重心从满足外部需求,转向满足内部14亿人口对更高质量生活、更先进技术、更绿色环境的需求。这个切换过程会有摩擦和阵痛,但方向是明确的。
我国的物价下行与经典的通缩有本质区别。它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巨变的背景下,内部主动转型升级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短期看,是挑战:企业利润承压,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压力,需要宏观政策精准滴灌以稳定预期和需求。长期看,是机遇:这个过程正在倒逼我国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一旦我们成功跨越这个转型期,建立起以内需为基石、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我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场灾难性的通货紧缩,而是一场深刻的、由战略意志驱动的经济结构重构。其最终目标,是在新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当前的物价现象,只是这场宏大变革中的一个阶段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