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墙外，隔不断的是时间，是人心，是后人的脚步。在天一阁西门站定，迎接的是清代木结构的大门和大门左右的一对石狮。门厅上有一匾，上书“南国书城”，是潘老60年代的手笔，想必是好的。大门两旁是顾廷龙先生的钟鼎文书法对联，上曰：“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下曰：“南雷深意藏久尤难”。上联易懂，而下联我则理解为：藏书难，难藏书，书难藏。是感慨，也是现实。
进了门，便是一座幽静的庭院。五棵参天的香樟，汲取了浓厚的书香之气，连根部也将溢满出来，带着铺满鹅卵石的泥土凸泛起来，似乎急着破土要与我讲讲这家主人的故事。
它们一起指给我看，这树影下端坐着的，手不释卷的便是了。
明嘉靖十一年，27岁的范尧卿中举，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宦海浮沉。时任工部员外郎，忤武定侯杖谪；出为袁州知府，又因秉公罪于严贼。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是他为官的写照。严嵩当权，朝政日废，官累至兵部右侍郎的范钦毅然辞官故里。
逃避现实，是文人的通病，自古已然，苛责不得。
绕过一扇“春随人意”的八角小门和一弯怪石围绕的小池，就到了东明草堂。如今的东明草堂早不复盛年，其摆设倒落入了园林景观的俗套，无非就是中堂书画、桌椅和拒人千里的姿态。宛不若当年七万余书的藏身之地。
尧卿归乡，带回了宦游四处、悉心求购的一箱又一箱的奇书，经史百家，兼收并蓄。
碧沚园在范钦老家附近，园里藏着书法家丰坊祖传的“万卷楼”，甚多珍本。嗜书的范钦常来借抄。晚年的丰坊受心疾之苦，难守万卷楼，藏书多被门生拿走，又遭逢走水，眼见着祖业难逃凋敝宿命，便决心将之售予同好范钦，写下“碧沚园，李氏宅，售与范侍郎为业”。范钦尽得万卷楼残藏。
此外，与归田园的张时彻、屠大山交，与江苏太仓藏书家王世贞互抄罕本，范钦藏书激增，号称东南第一，以致东明草堂难以负荷，于是便有了后世的天一阁。
嘉靖四十年，范钦“于其宅东月湖深处，构楼六间以为藏书之所。”
绕过东明草堂和范氏余居，直奔天一阁。果然不出所料，二层窗户严实，铁棱森森，摆明了告诉你“不得觊觎”。虽在情理之中，但不能得见宝书，总会心有不甘。想想自古以来，登楼者屈指可数，且皆为名家巨宿，便是范氏后人无事亦不得出入，只得作罢，借着象征性打开的两扇前门，以空旷和黑暗为基调，尽情想象当年盛况。
宝书楼以硬山重楼之状呈现世人，此种建筑并无出彩之处，仅就硬山顶而言，在四种常用房顶式样中位数低等，常为平民及六品以下官员宅所用。但我们仍不得不佩服范钦独具的匠心。
首先是楼名。范老爷子最担心的便是火，火几乎是藏书楼的天敌，万卷楼的教训仍在眼前，定不能重蹈覆辙。披览古帖时，范钦得汉代学者郑玄注解《易经》中的一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便定楼名“天一阁”，取以水制火之义。
天一阁分两层，楼上是不置隔墙的通间，合“天一”之数；楼下分六间，合“地六”之数，所谓“天一地六”。
一层中厅顶部的阁栅里又绘了许多水波纹作为装饰。
除了意义上的，实质性的防火更是紧要。楼以砖筑成，与生活区分开，中建实墙相隔。楼前凿水池，取名“天一池”，池下有暗沟与月湖相通，相传池水终年不涸。
书籍不宜曝晒，是故书楼坐北朝南，防太阳直射；江南地区，气候湿润，易生潮蠹，据说阁内书柜皆是两边开门，密闭防尘之外又作透风之用，同时，范钦将芸草夹在书页中防蛀，将萤石置于书橱下收湿。做完之类工作，他又设下规定，每年梅雨前后要进行晒书活动（所谓晒书其实是开锁给书通风，并检查有无霉变，非真晒）。
建材选择、门窗外观、屋顶式样，范老爷子亲自过问，力求意义功能与实际功能皆臻佳境（遗憾的是经过20世纪的一次大修，已然辨不出哪些是四百年前的，哪些是新的了）。
此类种种，无非外在，唯有阁禁，方彰护书决心。纵观古今，藏书事业屡遭覆灭，除却天灾，不外乎战火及子孙不肖。为此，范钦立下 “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遗教，为后世子孙制定严格阁禁，烟酒火烛不许上楼；藏书由范氏族中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女子不得上楼；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不得借书与外房他姓；违反阁禁者，一至三年内不得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
自此，范氏13代开始长达400余年的护书历程。
触摸着紧闭的窗门，虽只是薄薄一扇，却似乎有着积聚了百年之久的寒意，那是钱绣芸的恨呐。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直接传入心底的凉意，我似乎看到了她那绝望、幽怨的目光。为了登阁看书赔上自己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却是一句“女不上楼”的家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钱小姐站在宝书楼前，对着这十万藏书时想必就是如此的心情。所以她抑郁一生，终于病死在天一阁前。悲剧的酿成，非范钦之过，非书之过，也非规矩之过。有的人会说，这规矩也太不近人情了。可就是这看似无情的守护，才使得天一阁的藏书没有遭受家族繁衍分化而带来的散落与遗失，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十三代薪火相传的奇迹。
我们只能叹一声：钱小姐也是个痴人呐。
范氏苛守阁禁，百年相安一隅。直至1673年，阁禁终被打破，当时誉满海内的思想家、范氏挚交黄宗羲被允许登楼阅览所有藏书。范钦四世孙范光燮做出的这个决定也为天一阁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铜锁被一具一具打开，黄宗羲成了外姓登楼的第一人。有后人评论，让黄宗羲一个人来天一阁读书，就等于让全浙江甚至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登上了天一阁，事实的确如此。
世人只知天一阁藏书之富，甲于天下，事实上，其藏书之精，天下也无出其右者。其精髓早已超越小说、诗歌这种风花雪月的狭义文化而上升到了农工商业、世态、社会演变、生产力发展等超越时代的广义文化。在天一阁上，黄宗羲见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书籍，前朝档案、经济书籍、地方志，如武陵人入桃花源，思想瞬间开阔。多年后，他一反当时重农轻商的社会风气，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论，最终成为浙江商业文明的理论启蒙者，天一阁藏书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而自黄宗羲始，天一阁也有了一条新规矩：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标准几近严苛，以致此后的几百年间，获准登楼的大学者寥寥可数，远的有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近代有薛福成、缪荃孙、吴引孙等，现当代则有赵万里、郑振铎、郭沫若。上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天一阁不只是一个藏书楼，它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而悲怆的文化奇迹。我们都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的地方。”
天一阁承载了中国文人希望代代传承的梦。可是终有一天，梦会醒。
范老爷子心思费尽，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天一阁会因名噪天下而成为众矢之的。
在营造收藏《四库全书》的南北七大楼时，久闻天一阁盛名的乾隆皇帝下旨以天一阁的格局和尺寸进行仿造。此外，七楼统一以“水”为偏旁以纪念天一阁的特殊意义。
后来，遵从皇帝各省采访遗书的旨意，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呈献天一阁珍贵书籍达六百三十八种。为褒奖进呈之功，乾隆特赐范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万卷，《平定回部得胜图》、《金川得胜图》各一套。
从此，天一阁享誉天下。
而举世无双的名望带给天一阁的竟然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清道光时期英军掠夺，咸丰年间太平军窃取，1914年薛继谓偷运，还有地方官员借书不还以及保管不善、少量散失，天一阁藏书“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郭沫若）。许多珍籍成了断简残篇，可谓“椟存珠去”。
走出水北阁的史迹放映厅，我的眼眶不知何时竟变得湿润，是为这艰难的守护，还是为这悲剧的结果，抑或都有吧。
南园的湖边，有一种难得的静止的美，石上的痕迹，奔走的蚂蚁，凋零的黄叶，崩弹的果实，裸露的树根，湿滑的青苔，清脆的鸟鸣，明媚的阳光，各自惬意。
这悲惨的结局竟无法令他们动容？
阳光抹干了我的泪。
天地万物都在试图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不，不要悲伤，历史已经过去了。这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是啊，哭什么呢？结局还在路上，可能你我见到了彼岸花，也不能够等到它。
解放后，经多方寻访，天一阁收回了散落各地的原藏书3000余本。同时，中国文化史上更是出现了罕见的百川归海现象，宁波许多藏书家及其后裔，纷纷将珍藏的书籍捐赠给天一阁，如朱赞卿的“别宥斋”藏书，冯孟颛“伏跗室”藏书，孙翔熊的“蜗寄庐”藏书，张秀言的“樵离”藏书，杨容林的“清防阁”藏书等。至此，天一阁藏书逾三十万卷，善本达八万卷，并形成了以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全国各地方志以及明朝乡试、会试登科录为典藏风格的特色图书馆，成为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历史、地理、人物，风俗、气象、水文、地质、矿产的不二之地。
至此，文化奇迹才算圆满。四百四十多年的历史给天一阁带来了“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的美名。
往回走，是擦肩而过的人流，耳朵里飘进的是各种不满的碎语。迈出门槛，我瞥了一眼远方停着的一辆又一辆的大巴还有售票员沾满细菌的手。
这不是结局，我告诉自己。
历史没有压垮天一阁，如今的盛名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