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陶渊明，是源于初中时学习他的《桃花源记》。因为见识所囿，当时始终认为靖节先生用错了字，把“园”写成了“源”。当老师把优美的散文以通俗的语言，用现代人的思维进行解读时，才理解了先生所描绘的乌托邦世界中“源”非“园”的真正意涵。
现实与理想的背反，通过一个没有血腥，没有压迫与掠夺，民风淳朴世界的解构，从中能够读出作者写作的意旨和情感寄托。“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落英缤纷的桃花”“良田美池”“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一幅与现实格格不入的风情画。当这些呈现在面前时，无不为先生的生花妙笔所折服。而对《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短文带有自主性的阅读，浅近的文字所蕴涵的丰富内容，不仅让人领略到一股文辞优美的清新之风，更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中感受到先生人格的伟岸。也就是在此时，也才更进一步理解了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所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至于先生留存的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劳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哲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认识先生的维度。
随着学习层级的提高，知识积累的增多，了解和认识世界、观照人物的视域也随之变得开阔。当品读先生的诗文《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时，“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后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喜悦，“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归心似箭，“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恬淡自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自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人生感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乐天安命，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从文字中走出来的就是立体的，过着躬耕田园、诗酒琴书生活的，厌恶官场、固穷守节，闲适自在、淡泊明志的顶天立地的人。
作为“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书人，靖节先生是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士子，自然就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可是，现实的残酷，兵戈不断、哀鸿遍野，官场的污浊慢慢把他那颗时刻观照苍生国运的炽热的心从烈日炎炎带入冰天雪地，激情被慢慢消解。当理想被现实撕扯的面目全非之后，肉体的人与精神的人，个体的人与社会的人在先生身上完成了叠合，这种叠合不是和谐统一，而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冲突：正面的，负面的；试图进入社会的，想要离开社会的；爱这个世界的，恨这个世界的；肉体存在的本我，精神存在的超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分野，社会畸形发展和官场的乌烟瘴气与先生的心理预期相背离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时至魏晋，士子文人有了两个重大的发现与回归：发现和回归自然，发现和回归自我的内心。这样，在尘世难以容身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生命出走，进行人生的修行——活在人间而没有人间的烦恼。当然，这种与俗世的“绝交”不是肉体的生命气息的消失，更不是愤世嫉俗的挞伐，而是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在自我与尘世之间构筑起一道隐形的障壁，各据一方，互不相侵。
当靖节先生选择与“尘网”决裂之后，就开始在自己的精髓领地精耕细作，山水为伴，田园为生。纵使田间劳作艰辛，纵使“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质性自然”，不愿为口实之需而选择妥协，放弃自己为人的标杆。物质的贫乏，加上目睹黎元生存的艰难，让先生愈加对现世社会失去了信心。当现实让他绝望至极时，他只能放下年少时济世苍生的宏愿，从家国天下的神坛上走下，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为外人涉足，只属于靖节先生个人的。俗世抛弃了凡胎肉体的陶渊明，同时也成就了一位伟大的精神巨人。这种从现世樊笼突围，进入纯粹自然，先生不是以独善其身的小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修炼自己，而是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精神桃源中磊筑精神大厦，置身其中尽享自然的清风明月，然后把外放的视野往内收，开始对生命本体和人生的价值进行反思。于是，就有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喟，也就有了陶靖节的华丽转身。
“大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朝。”对先生而言，经历过长时间的自我检省和灵魂的挣扎后，他对现世已经绝望。不过。因为活着，他必须完成自我的涅槃。这种重生不是肉体与现实的隔绝，而是精神的升华。于是，《神释》诗作为精神修行的胎儿就降生了。“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放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为归隐后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精神结晶，先生已经无心在执念于尘世物质的富庶与贫乏，无意纠缠俗世的得失荣辱。先生所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置身红尘中该如何摆渡。渺小的生命存在，在茫茫宇宙中只是一粒纤尘。而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历程，如果让自己背上太多包袱，负重前行，在精疲力竭，化作尘埃落于大地之后，所有的争夺，所有的谋略都没有了价值。万物得时而尽显生命的本真，尽态极妍；生命的短暂，就应该放飞爱丘山的本性。生命的实然与追求的应然之间的鸿沟很难弥合。既然如此，就无需成天想着那些本已如此而无法改变的事情。思多伤身，冥冥之中的安排也许已经是非人力所能扭转。与其自寻烦恼，毋宁顺应天命；作为生命的过客，与其整天为自己的事情忧心忡忡，不如活在当下，惜时而作。应尽的责任尽到，至于什么结果，有时候已经超出个人的掌控范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毫无疑问，从儒家阵营突围，转变为道家的圣徒，靖节先生是经历过剧烈的阵痛和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当从滚滚红尘中一路走来，筚路蓝缕的跋涉，让先生不仅看透了藏污纳垢的现世社会一潭死水般的污浊，更参透了人活着应该如何诠释生命本意的道理。先生有治世之才，只要他稍微低下高昂的头颅，他就能够彩绘出符合尘世标准的巨幅人生画卷。但是，如果真是选择了那样的活法，世间也就不会有一位率性自然，快然生活在围筑的精神桃花源的隐者了。不过，“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是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鲁迅语）。
四十岁之前的靖节先生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让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种安贫乐道的姿态坚持，这也同时限制了他和农民距离的真正缩短，表现出的是一种没落地主官僚式的情感；四十岁以后，道家无为而治思想让他怀有一种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制度理想，而饥寒交迫的切身之痛，让他对生于社会底层者给予一定的关注和同情。当现实无法改变，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对人生和生死的思考之中。来于自然，当以自然的状态存在与生活，无需纠结于外物。“心为形役”只会让生命褪色。达而不喜、穷而不惧，宠辱不惊，活出生命的本然色彩，这也许就是靖节先生要告诫后人的。偷尽余生尽白头，爱到深处皆慈悲！（安徽省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陈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