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资深推理迷，对阿婆的作品是深表喜欢的。原因很简单，在阿婆的作品中，作为读者的自己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何解？与其他推理作家不同，阿婆的叙述视角容易产生代入感，故事里的侦探，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相反的，她笔下的侦探，之所以出色，也都只是胜在观察入微，心细如发而已，简而言之，就是“心较比干多一窍”，而且，阿婆的作品，从来都坦诚地将所有证据和线索摊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破案，这样子读者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而且小说中也极少制造夺人眼球的血腥暴力场面，引人入胜的从来都是细致独到的描写，出人意料的诡计以及环环相扣的情节。
就拿这部《东方快车谋杀案》来说。
大致情节是：午夜过后，一场大雪迫使东方快车停了下来。这辆豪华列车整年都处于满员状态。但那天早上却发现少了一名乘客。一个美国人死在了他的包厢里，他被刺了十二刀，可他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而车上除却侦探三人组之外的十二名乘客，却与这起凶杀案关系暧昧，每个人似乎都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每个人也似乎都没有作案动机，只是整个案件缺了这十二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却都没法进行，随着各种证据浮出水面，紧张气氛也逐渐增强，抽丝剥茧之后，却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一场陈年悲剧，在真相大白之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想出了两个侦破此案的方法……
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写道：《东方快车谋杀案》通篇以第三人称叙事，看似完全是叙述者采用全知全能的的视角在故事外进行隐身式叙述。但是叙事的初始阶段，叙述者便跳出文本之外，表明了他是在整个事件发生以后对其进行的总结叙述。“往后他将想起这一景象”，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叙述者倒叙性的叙事性质。对于叙述者而言，他知道的远远超过他所讲述的。
“如果叙事要使人相信，就得牺牲叙事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来的率直。可以说所有的叙事都存在于这种虚构真实环境之中，都是真实的谎言。”如果小说真正以全知的视角叙事，就将无所谓侦探小说，叙述者可以万能的进入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清楚地报道出案件的发生始末，在全知叙述的同时将这些信息完全传达给叙事接受者，同时也就解构了侦探小说的存在价值。
我觉得，这是阿婆，也就是阿加莎的高明之处，她将叙述者的视角转移到了故事中的角色视角，从而掩盖了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聚焦空间。换言之，就是弱化了上帝视角。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拉近与阅读者之间的距离，让叙述者、故事中人物角色以及纸张外的读者更好地精神沟通与共鸣。
其次，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采用单一线性的时间轴作为叙事主干，唯独侦探小说不行，原因很简单，侦探读物本身的魅力所在也无非是推理演绎的过程，若是简单将意图铺陈直叙，那么推理作品会显得特别无聊枯燥。所以出色的推理小说，通常都是倒叙插叙混搭出场的。而阿婆无疑是个中高手。《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故事时间大于叙事时间。在处理时间的层次问题上，阿婆采用的方法是，在顺时叙述的表层叙事下盖着多层次穿差。
这样的安排，让读者有惊喜感。因为时间是线性的，真相就发生在时间轴中的某个瞬时节点上，而拼凑出真相的拼图碎片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时空，这就需要我们像故事中的侦探角色波洛一样，将散落一地的碎片一一找回，然后逐一拼上。这既中断了自然叙事，延缓了真相的推导过程，也避免了读者过早猜到结局而失去兴趣，然后弃读。
最后，再说说阿婆在这个故事中的情节安排和诡计设置。
就故事情节安排而言，和阿婆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都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创作的作品，而故事结局的设计，往往能够表达出阿婆对这个社会的深切关怀。还是拿《东方快车谋杀案》来说，当前的凶杀案牵扯出来的，是过去的一起儿童绑架撕票案。当前的死者是过去那件案子的主谋，而当前的嫌疑人，却和过去案子的被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只能说每个人都是凶手，每个人又都无辜。同时密切留意数字十二。这是一个奇妙的数字，阿婆赋予其背后的深意和内涵，令人叹服。
至于诡计设置，在阿婆当时那个时代，那绝对是惊艳世人的，可对于经过各种宫斗宅斗电视剧洗礼的我们来说，却不算特别高明，但相信我，你仍会惊喜。
所以即便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我明天仍会去贡献票房，无他，只为阿婆笔下不惜“犯罪”去捍卫正义却又情有可原的善良“嫌疑人”，以及那个不修边幅，坚持实体正义比形式正义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充满人情味儿的波洛侦探。
嗯，就此以小说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作结吧。
The impossible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therefore the impossible must be possible in spite of appearances.
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已经发生，因此不可能的事尽管看起来不可能，但肯定有可能发生。
祝好，我是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