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精神的起源

         鲁迅先生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了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将他们集合,塑造出了阿Q这个经典人物形象。他的“精神胜利法”系列行径初看令人可笑,再看觉得可悲,因为他的这些行为我们自己身上也未尝没有,三看不禁汗流浃背,因为那竟是千百年来亿万中国人的缩影。鲁迅先生发现了中国人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将它进行提炼,归纳出了阿Q精神,只是先生虽然发现了它的存在,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却没有作深入地分析,其实我们不光要发现问题,还要善于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治愈这一民族劣根性的办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虽然不能准确洞察一个人在某个具体时刻的心理活动,但是确能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具有相同生活环境的群体具有的普遍性心理特征,因为人的思维活动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会受外部生活环境的影响,具有相同生活环境的人往往会产生相同的思维共性,也就是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因此,阿Q精神既然能够成为中国人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特征,那必然有它产生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

       要探究阿Q精神产生的社会环境,我们不妨把视角先放在同样在浙江留下过丰厚文化遗产的大人物苏东坡身上。这样说或许显得唐突和奇怪,苏东坡是大文豪,阿Q是未庄破落雇农,二人无论从社会地位、文化水平、思想认知、人生格局来看都有天壤之隔,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颇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既然说阿Q精神是中国人普遍性的心理特征,那么就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能找寻到它的影子,我们先分析一下苏东坡这个大人物也许更能认清它的来龙去脉。

       苏东坡诗文为后人所喜爱,很大的原因就是其中彰显出的乐观、开朗、豁达的人生态度,能够让我们在困顿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对现实一种无奈的妥协呢?苏轼一生遭遇了三次贬谪,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到儋州,一次比一次远,他的代表作也大都这三个时期创作。如果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典型的阿Q精神。比如,他刚贬到黄州时写的《初到黄州》就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能在困顿中发现美好的事物,但他在贬谪之前在湖州任职,那里是鱼米之乡,无论是鱼还是竹都不差于黄州,何必要到黄州来寻找这些!他这么说无非是在无奈的困境中寻求一点安慰。再比如,他被贬惠州时已经年过六旬,岭南蛮荒之地,生活条件极差,初到时身患重病又无处容身,只能寄居庙宇,比黄州时更加艰难,他也写下一首自嘲式的诗“白头萧疏满霜风,小阁藤楼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的后两句颇为后世所推崇,体现了苏东坡乐观的生活态度,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探寻到阿Q精神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黄州还有鱼、笋可吃,现在纯粹是苦中作乐了,对一位身患疾病的老人减少一点骚扰在文明社会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用这样的小事情来寻求心理安慰,对苏东坡这样的大人物来说已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异了。可是即便如此,他朝中的政敌们中看了这首诗,仍认为他在惠州生活得不错,找个借口将他贬到当时更加荒凉的儋州。

       苏东坡三次被贬并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罪,都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按照今天的理念,给一个人定罪要经过法院审判,犯罪嫌疑人可以请律师辩护,有陪审团成员听审,对判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二审、三审。可是在北宋这些是没有的,多数时候起诉人、审判人、证人都是同一个人,最后的裁决者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像苏轼的贬谪都是由皇帝钦定,即便是有天大的冤屈,也只能忍受,不能改变,因为封建专制的力量太过强大,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即便他才高八斗,想与之抗争也只能是以卵击石,甚至会招来更大的祸患,所以他除了写几首诗歌安慰自己,别无他法,他如此,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形成了阿Q式的思维方式。

       达官贵人如此,贩夫走卒更是如此。像阿Q,无论是王胡,还是未庄的地痞流氓,他都打不过,当时的官府也不可能为他这样的赤贫雇工作主,从“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对他的态度就能得见。面临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阿Q能怎么办呢?要么自尽,要么发疯,要么宁死不屈被白白打死,都是得不偿失的结果,可是生活还得继续,以阿Q的认识水平无法想到揭竿起义,也只能用一句“儿打老子”的话来麻醉自己。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持续了几千年,而且是日益完善,在清朝时达到了巅峰造极,人民在长期压迫下自然产生病态心理。古代百姓们迷信,遇到天灾人祸信奉命中“该有此劫”,遇到枉死,不寻思怎么报仇雪恨,相信是“菩萨收回仙班”之类的,都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体现。

       我们的国民曾经有这一劣根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是天生的奴隶种,是劣等民族,它只是特殊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心理病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也会随之转变,就像天花病毒一样销声匿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民族都有心理缺陷,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果戈里笔下的泼留希金也都是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理念下的病态心理集合体。

       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就是不断克服自身的短板,我们发现了国民的劣根性,就应该找到其病源,然后治愈它,才能更好地朝前发展。既不因为曾经有劣根性而自卑沉沦,也不因为别的民族也有劣根性而讳疾忌医。

       最后,人生总有不如意之事,适当的用一些精神胜利法的确能治愈心灵,只要不形成病态,也不必引以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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