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李泽厚先生有近十年的时间都在讨论人类起源， 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怎么要那么长时间？ 因为他们只是每周一次见面(当然不只是一个主题），还因为中间爆发了文革，六十年代末他们又去了自己单位的干校2年。那时候的时间似乎很是漫长。
为什么要讨论人类的起源？
——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也是三大哲学主题之一。 另外两个是：生命从何而来？ 宇宙从何而来？ 号称：本体论的困惑。 而本体论早就被定性为“反动”，如果让外界知道你们在触碰它，那就是反革命。 所以很危险。 不过，在我父亲的坚持下，他们还是決定竖立起“人类学本体论”这个旗帜，作为他们对人类起源和后续发展这个广大领域的研究提出的基本主张。
这个主题的讨论在李先生结婚後，那时候他的生活条件也随着组建了家庭而大大改善了，住进了和平里九区一号大院的单元楼。 很快李先生就写了《试论人类起源(提纲）》，没发表，只是在他俩之间交流，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手的形成比直立行走更有意义，这是人大量使用工具的结果。
2、工具成为延长的肢体，形成“超生物经验”，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主体性独立出来了。
3、手势语和声音交流(非语法的）构成了原始语言，形成了族群的朦胧共同意识。
4、随着原始语言和动作思维的形成，巫术礼仪的符号性工具有了基础。
这里的“巫术礼仪”是後来李先生提出的“人类文化心理积淀说”：情本体的发端。(此文在1985年收入《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
他们详细讨论Marx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寻找解脱这个逻辑悖论的办法。(悖论的关键是：如果劳动在人之前，那劳动的主体就不是人。猿可以劳动吗？） 後来我父亲用“三种不同水平不同性质的劳动”化解了这个悖论困境，并提出“从猿到人存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无法飞跃而成。
第一种：使用自然物为工具的行为，前肢承担起使用工具的任务，直立行动开始。
第二种：用自然物制造工具的行为出现，并有手势和有声的信息交流方式出现。
第三种：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工具行为，用工具制造新工具，有声语言出现。
这个划分跟李先生的基本一致，增加了“更新工具”概念，认为这是人走出动物界的标志。
不过，家父显然没有响应李先生的“原始语言和动作思维促成巫术礼仪”的观点。可能是家父占据理性思维立场而不愿涉及，也是他俩後来各走各路的三岔口。
1974年我父亲执笔成文——《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
1976年恰逢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发表80周年
中科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要组稿纪念，1975年李先生拿着去找他们时，正好就赶上了。据李先生说，他把稿子送去后，他们看了很高兴，并专程到社科院哲学所与李先生会面畅谈。
此文发表後三个月，中国大地发生骤变，国人的兴趣关注点是政治形势，这种太远古的话题已不在视野里了。几年後，中国的电视台开始播放【动物世界】，我们看到了许多类人猿使用工具的画面，我曾问父亲“你们的人类进化理论还说得通吗？” 他只是说“可以适用”，我也没有追问。
現在看来，我父亲划出的长达百万年的过渡期的边界也一定是模糊的：前肢依旧担负爬行任务的类人猿与前肢已经转型为手的过渡期的“亦人亦猿”之间，也有个宽广的模糊地带并形成不同的走向：有些类人猿依旧保持着猿的形态至今，而有的种族则突变为直立的样貌了。有研究表明，直立行走为个体的行动节省1/4的能量，显然这是制造工具提高效益无法替代的，如果按照李先生的“吃饭哲学”的视角，这很有意义。
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似乎需要人们自己揣摩——似人不似猿的这个灵长类已经将工具作为追求的目标：他们已经有了保存工具、保护工具、珍爱工具的意识。相比较而言，获取实物後还把使用的工具保存、看管起来，是其他智慧动物不具有的。更有意义的是：人只有从追求食物、男女、强凌中走出来，去追寻工具、符号的更新、创新，才是发展的正道。
还有一个视角，不管是李先生的《试论人类起源》，还是我父亲的《论从猿到人的过渡期》都没有提到的，就是【基因突变】的问题。而以现代生物学、遗传学的角度看，从猿到人的发展一定会经历几次基因突变，比如：
也就是说，过渡期的每次行为、能力的突飞猛进与基因突变直接关联，使得人类的皮肤、毛发、骨骼、手型、大脑容量、发声、直立等 逐渐有了現在的样子。到底是他们的行为改变导致了生殖细胞的DNA发生基因突变？还是有其他外来的力量改造了基因？如果真有外来的势力介入从猿到人的过渡，那崇拜、图腾、祭司就是非常自然，也毫不奇怪了。
当然，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在六十年前就有这种大分子遗传学的眼界，因为那个时候用基因突变解释人类进化的观点还没有出现呢！
——DNA双螺旋结构，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中国科学家是在七十年代后期才知道；
——決定语言能力的FOXP2等位基因，上世纪90年代发现。
也就是二十多年前起，从基因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路径才开始。那么，他们的文章有这么明显的缺陷，还有价值么？
我认为，他们强调的大规模、持续的使用、创造物质性工具和符号性工具的行为对人类集体意识的塑造作用特别值得关注。家父在後来的《论美育的功能》一文中概括为“两层两侧的中介结构”，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类学思想：立美。
两位父辈的学术讨论已经过去了57年，他们提出的超生物肢体、超生物目的、超生物经验这些概念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或许是：一个民族的自觉水平取决于他们构造的超生物中介结构形式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协调水平。
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