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的本质问题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就是爱人，是克己复礼，是一种将个人置于他者之位思考的推己及人。孔子在主张“仁”、推广“仁”的道路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为“仁”。而其私淑弟子孟轲正是继承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并提出了“性善论”作为人应不断发展“仁”的理据。

孟子在“性善论”中提出了“善端”的概念，认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美质之开端，诚如此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然而，众所周知，现实社会是复杂的，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现实不可否认，鸡鸣狗盗、烧杀抢掠的现象屡见不鲜。倘若真如孟子所言人性本善，那恶行从何而来呢？恶又如何能回到人性本初之善呢？面对这些质疑，单单提出性善论显然不具备说服力，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孟子想要进一步推广“性善论”的必经之由。

首先，孟子在性善论之初，便已经暗含了善恶共存之思。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善端”。何为“端”？孟子在此处应当指仁义礼智的一个开端和萌芽，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不过是一种“端倪”，孟子于后又提出四德（仁义礼智）的概念，此时的“四心”才真正升华为“四德”。孟子为何要提出这两个概念，显然是说明其中是有一个扩充进阶的过程的。其隐含之意便是，若是不能完成这个扩充完善的过程，那么性善只能止步于“端”，甚至由“端”变“无”。所以，从其本身中心思想看，性善并不等于未来的行善，善端与仁德存在丝缕的关联但并非一定成功转换。

当然，这样看仍是没有对“善如何变作恶”的问题做出正面回答。于是，孟子便以一个著名的“牛山之木”的故事作喻。“牛山之木尝美矣”比喻的是人性之本善。“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固牛山之木失其美，由此窥见，并非牛山之木生而非美，并非其未受“日夜之息，雨露之润”，而是因为收到了外力的干扰，来自环境的压迫使其萌芽无法繁荣生长。对应到现实社会，来自社会生活的种种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善端的发展，或出于无奈，或受恶习侵染，即使“人之初，性本善”，随后的四心也不能向四德完成转换。

在牛山之木的故事中，孟子还讲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借此作喻，说明了其实善端作为人性生而有之的内在潜质，是有一个休息恢复的过程的。但是，同草木之萌芽般，当反复的消磨超过了自我调节修复的限度，那么这样的善端就会失去生命力，反而被长期习染的恶行侵蚀，恶也就此产生。人们之所以无法理解为何恶人性也善，因为他们所见是在长期社会环境和变迁中得到改造后的人，其为善的本性从开端就已经被磨灭，从而使人产生对其存在性进行怀疑的刻板思维。对于牛山之木由尝美变成濯濯，孟子借用了孔子“操则存，舍则亡”之言来解释。这也印证了其最初提出的观点，及善端向四德的演进是需要培养和扩充的，听之任之，随社会污浊之流无意识地游荡，只能最终走向恶的归途。在这里，孟子也指出了后天的外界环境因素的干扰对人性之善发展的影响，是人从善转恶的推手之一。

此外，孟子还有“山径之蹊闲，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之说，即使外在的环境不对人做决定性的改变，善性也需要不断地被践行，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性”，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和反思中，人性之善才不会被遗忘，才能进一步转化为仁德而不至于“蓬茅塞道”。此处，孟子强调的是个人内在因素的影响，强调一种个人道德的自觉性

基于这些衍生问题，孟子在提出“性善论”之后进而又提出了“心性修养论”，基于对一些普遍存在的善性泯灭而生恶的总结，对四心向四德的转化做出指导。孟子首先指出，为了避免“蓬茅塞道”，人应当主动地去发现善端和良知，而这必须通过“心之思”达到“先立乎其大志”之境。社会环境对人之善性的影响很多时候是通过一种物欲的诱惑，所以人更应该摒弃“耳目之官”的所得，更应该发自内心地去思考自己的志向，并以善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此外，发展善端还需要静心寡欲，所谓“养心莫善于寡”，只有立足于志，达到“志气互摄，道义互配”，成浩然之气，才能使善端这种不自觉的社会性的道德心理和思想情感转化为有意识的、主观能动的德性。

孟子善于以举例、论辩的方式说理，从性善论这个看似矛盾的基本原理出发分析恶行的产生，最后又能落脚于性善的特点，认为与生俱来的善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易变的开端，也就肯定了由善转恶的可能性，自圆其说。其论证善用借喻，又增加了其可理解性。因此，孟子的哲学思想和其论证的风格特点广为后世称道也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