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套知青的记忆里，有一场没有硝烟，但充满了跑声和牺牲精神的大“战役”，它成了无数人永远忘不掉的一抹重彩。这便是兵团转交地方之初，由巴彦淖尔盟委设计，名垂河套水利史上的修整乌加河，开辟大排干工程。时间是1975年11月份，季节和天气都已经渐入严冬，在一声号令之下，全区几十万强劳力，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几百公里长的工地上，抱着人定胜天，打一场漂亮的水利大会战、大歼灭战的雄心壮志，喊着口号，挥汗如雨地投身到了绝少依靠机械，只以人挖锹铲担子挑的河套水利史上又一重大创举之中。当其时，兵团近十万人的队伍，由于各种名目通过回城路上走了十有七八，但还余15000多名已经转换了身份的“战士”，和6000多没有回城的插队知识青年。这部分人正处于上山下乡事业前途无望，兵不恋战，人心思归之时。在接到命令之后，十几家转到地方农场的兵团知青团队，和地方上插队知青都被拉到了会战渠道上，成为了一支最具战斗力的生力军。从而也让这些大城市来的“国之骄子”们，真正意义上体会一次河套地区挖大渠的苦与累。
乌加河原是一条自然生成的河流，西起太阳庙，东至乌梁素海，一路上蜿蜒曲折，依托着阴山山脉，即是河套地区灌溉之后的泻水河，又是阴山洪水下行的导流河。当大后套年年把几十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浇到农田后，地下水位急升，盐碱化开始了大面的泛滥，农作物减产严重。时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的李贵，依据专家意见，毅然决心在几个米粮大县，开挖南北十几条小排干，东西一条几百公里的大排水渠，以此来解决黄河水灌溉所带来的遗留问题。这个工程是河套灌区排灌配套的骨干工程，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因以往有关部门对这项工程总是小打小闹，年年挖，年年淤澄，当地百姓受益甚小。所以，巴盟盟委这一次的决心和魄力是空前的，目的是长远的，要造福于子孙后代，使河套水利配套大工程来一个大的质的变化。事过多年之后，回眸这场水利大会战，确实为河套人民的农业生产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难题，其决策是科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个为此付出了辛勤汗水的知识青年们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
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泽辉回忆说：“这是兵团交农场后的第一个大仗，全场3000多名战士，在远离农场100多里的‘升马格图公社’安营扎寨，在1000多米长的总排干工地摆开战场。附近的村子所有能住人的地方，包括马圈牛棚、凉房、柴草房全住满了人，实在住不下，就用铅丝吊成二层或三层的木板‘阁楼’。人住下了，吃水成了问题，村里的井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多的用水者。每天早晚，井水全部被打干，有时连做饭的水都没有。在工地上，那是怎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啊！按照施工程序，开始的破土打冻层阶段尚好，反正18镑的大锤猛劲抡，开出一块块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冻块，肩抬人背，一点点地运出去，一天下来，进度还明显。但打到深层就更困难了，战士们完全是在冻了冰的泥水中作业，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泥水，使每个人的手和脚冻裂开一道道渗血的口子。就这样，大家还是猛着劲地干，生怕误下了进度。为了省时间，早晨到工地，午饭送到渠上吃。饭来了，人们不管冷热，也顾不及洗手，更不管有多大的风沙，操起饭就狼吞虎咽，真叫做‘黄沙拌饭可口香’。就这样还不够，到晚上仍不收工，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就找来破手套烂棉花，有几个人甚至把自己的破棉袄撕了，浸上柴油点起火把，挑灯夜战。”
“工地是沸腾的，白天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夜晚一片火海，景色壮观。战士们的情绪高昂，但人不是铁打的，紧张的工地上人们似乎有一个精神支柱支撑着，再苦再累，也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旦收工，紧张的情绪一落千丈，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履蹒跚，这时候也再没有人唱什么《大刀进行曲》了，回到驻地倒头便睡。”包头知青张秀梅当时是一位女排长，她说：“当时自己累得实在坚持不了啦，曾产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当挑着箩筐十分吃力地爬上用冻土堆起的渠背顶端时，真想从后边一头栽下去摔成轻伤，只是不要摔断骨头，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两天，哪怕是一天呢，也好睡个饱觉，喘息一下。”这绝不是懦夫的一闪念，是那场艰苦劳动给人们造成的磨练太超强度了。知青钟嘉说：“挖乌加河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困。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而且又一连干两个月不让休息，真把人熬坏了。那会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连睡三天三夜。”这从另一面说明，前者产生的那种念头是完全可以理解。
知青钟嘉说：“挖乌加河的时候，连总理逝世连队都没给半天开追悼会的时间，说是‘化悲痛为力量’。女战士们小辫上系着白布条，男生帽子上插一簇纱布绑成的白花，闷着头又上了工地。”“天多冷啊，冻惨了，早上坐一个钟头马车去工地，中间如果不下车跑跑，脚趾头可能就该冻硬了。虽然女生都是棉袄裤棉鞋，帽子手套口罩‘全副武装’，可也抗不住那个冷。男生就别提了，太不会照顾自己，好像没有一个穿戴全乎的，净是没扣子的大棉袄系根麻绳，腰里再别上一双又脏又破的球鞋，有的人还裹上条脏毯子。”“人们干一个小时，棉袄棉裤就穿不住了，可一休息，汗湿的衣服被寒风一吹，冰凉冰凉，那滋味儿还不如不休息呢！”“那种柳条笆子搭的工棚哪儿抗得住寒风啊，有的工棚被烧着了，幸亏没烧死人，可衣服被褥烧了个净光。”“炸冻土最危险，刚开始还只限于炸开冻层，后来为了赶进度，不知什么人发明了在一个烧眼里装几十斤上百斤炸药，一炮炸一个大坑，把冻土都崩到河岸上或别人的地上去，人们跑开两三百米，也许还有冻土块从天而降。而连队里你也炸我也炸，又没有统一时间，结果工地上工伤不断……。”
当时，不比兵团组建初期，“战天斗地”，“扎根边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类口号已不那么响亮，“学大寨”更鼓不起兵团战士的干劲。有个连队就应用而生了一种男女搭配的分工方法，“一个男生班带一个女生班，男的破冻土装筐，女的挑。这么一来竟有了意外的功效，本来懒懒散散的工地，一下子热火朝天起来。”“尤其是‘小地主’特能干，装多满都能挑走，而且一趟一趟绝不歇脚。其实这根本不新鲜，她是我们副班长，在兵团当班排长，第一条就是得能干。”这种能干，在各个连队都有表现。那时，有好些连队的基层领导人刚换了身份和岗位，对队伍还不熟悉，除了自己带头干外，就是抓骨干，树榜样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一个叫史凤起的指导员，连水都顾不上给家里挑，结果爱人到井口滑了一跤，流了产。等到工程完工的时候，这个在战士眼里已经瘦得只剩下两只大牛眼和大暴牙的硬骨头男人，身体两个多月减了20多斤。这样的人绝非是个例，而是有着令人感动的代表性。知青们回忆说：“在水利工地上，因公摔伤的，昏倒的，累垮的，甚至还有献出生命的。尤其是女青年们，在工地劳动中昏倒在冰水里，三个两个被抬到指挥棚子里，是常有的事。”
二十一团十连的王龄群在文章中回忆说：“我和李指导员带领十连全体指战员也投入了艰苦的战斗。五个连队的男青年分上下铺挤住在一处礼堂里，老乡则挖坑打地铺。吃饭在工地，渴了就嚼一块脏冰。干渠底宽150米，深挖3米，冻层厚1.5米。两个小伙子用大锤、钢钎一天只能打一个炮眼，每炮200斤炸药，炸起的冻土块飞出三里多地。中午是集中放炮时间，乌加河里万炮齐鸣，惊天动地，十分壮观。我们每天清晨四点钟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十点钟伴着月亮回营地，一天只能睡两至三个钟头。上班时，我得挨个揪着耳朵往起叫。六连因完不成分配任务，被称为肠梗阻，全连三天三夜连轴转，不准睡觉。不少青年困累不堪，抬着筐，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施工两个月，我刮了一次胡子，洗了两次脸。我们的老指导员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期，我扛着机枪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也没像现在这样苦！’尽管条件艰苦，任务紧急，我连的战士却没有一个叫苦喊累，从不把打硬仗放在眼里，说冲就冲，说干就干。每次分配的地段， 我连都是第一个完成，人称‘硬骨头十连’。”
由兵团转到地方农场，时任建风农场场长的翟新华，在工程中担任了副总指挥。名为副总指挥，实际整个工程的谋划、进度的掌握、关系的协调、机械的使用，几乎全挑在年仅26岁的他的身上。工程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时，已入了数九寒天，天冷的滴水成冰，人们却要从泥泞中，从冻土下，从河水里捞土方，土方量又大的吓人。正在紧张之时，各个农场的知青又来了300多人病退、困退手续。为了不让士气受影响，翟新华毅然让农场的煤矿停产，全部壮劳力投入到挖渠大会战。煤矿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强劳力队伍，加入久战疲惫的挖渠大军，顿时士气大振，加上土方量的承包，一程终于如期完成，直至病困退顺利返城，翟新华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大渠挖了两个月零两天，临离别的时候，望着那宽30多米，深4.5米，整齐、绵长的大排干，多少人流下了带着泥水的眼泪，它无疑成为了兵团战士最辉煌的一笔光荣历史。战士张景祥说：“想起它基本上是由人工的手提肩挑完成的，‘雄伟壮观’的感觉由不的油然而生，并深深地刻入了心底。”“最后的收尾工程，连队一直从早上干到晚上九点，在泥水里干了一天的战友们已累得散在工地上，其他连队已陆续撤离，几个骨干也打不起最后的精神。这时在排干底部尚有一块冻土没担走，可是已没人能抡起大镐将它敲碎，也招呼不来几幅担子将它挑走。我想起了那剩下的十几筐炸药，于是和连长等几个人在冻土块底边挖了个坑，将炸药放了进去，让连队撤离后点着了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和向四处飞落的泥块过后，我们过去一看，炸掉的土方绰绰有余。我们几个人都感到特别兴奋，仿佛像浑身酸痛、劳累已极的人放下千斤重担，一种彻底胜利的豪情，随着这一炮的成功涌了上来，拿起工具就追赶连队。”
这一炮成为了知青参加水利大会战落幕时最后的、也是最响亮的一句总结。
在战斗结束的那一天，战士们唱呀、跳呀、笑呀，你把他抱住，他把你摔倒，几个人把一个战友抛起放下，人人脸上露出胜利的欢笑，个个眼中闪着激动的泪花，那是怎样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