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回来这几日,病情突然重了,医生也建议要卧床静养。老太太终于愿意躺在床上,但是嘴里却一直倔强的念叨,我这样子躺下去不就变成废人了么?
老太太是个要强的人。
老太太可能有一段日子不能起床了,老头每天便把饭菜端到床边。老头不愿意说话,一直安静的坐在一旁。老太太每天不停的说说说,埋怨自己也埋怨别人。老头有时被她说的烦了,便大声吼她,你躺着得了,哪有那么多话说!
老头是南方人,在东北呆了几十年,变得一口东北腔,他有哮喘病和气管炎,到了冬天就像腔子里堵着一口浓痰,嗓音也变得沙哑难听。他大声的吼一声,然后自己生着闷气,躲到冷阳台里去抽烟。
可能老太太躺在床上无聊,便跟我着一些从前事儿。她自嘲这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总是问她,老头为什么从南方来东北。
因为老头总是有个别字发音咬不清楚,我总在那些时间里肆意的嘲笑他。
那天老太太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于是被流放到这边。
老太太接着说,他年轻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那些日子刚刚解放,他跟着几个弟兄偷偷地往香港跑,结果都被抓住了,罚他们来东北坐了两年牢。
我以为我要听到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向往自由的故事。但是结果往往很简单。老太太痴痴的笑着说,他不想受穷,那时候香港富,是天堂!
老头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舅舅更是大学教授。即使老头出生前全面抗战爆发,老头依旧从小读书练琴,没断了文化的熏陶。日子虽不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然后国共内战,老头的父母在战上海的时候不幸身亡,老头跟着姐姐去投奔舅舅。战火纷飞,老头和姐姐一块读书练琴。琴声悠扬,琴弓拉出整个飘摇岁月。
时间来到解放以后,日子反倒越来越清苦了,老头从小没怎么受过苦,感觉生活越来越难过。姐姐那时候成为了教师,依旧没改善家里的生活,老头读完了高中便也不再念书,出外闯荡维持生计。
少年瘦弱,一身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息,大概受了太多的以前没经受过的苦,然后才动了跑到香港去的念头。接着被发配到东北坐牢,又去到大兴安岭的林场做劳工,最后又去到一个山沟沟的小镇里面种果树。
那些日子他没有读书也不再练琴,习惯了咬文嚼字的头脑要去学习农业知识,从小拉提琴的双手也要去整理果树的枝枝桠桠。本来瘦弱的身材被北大荒干冷的空气侵蚀变得干枯,凛冽的冷风几乎划破整个身体,一直吹入内脏。
都说江南的水土养人,那时候镇子里的人见到老头都说,你咋一点也不想江南的人呀?
老头是再回不去家乡了,整个档案关系都被这小镇子接收了。老头累怕了,也不想跑了,再说也跑不掉了,也就安心在那镇子里山头果园扎了根。大概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头脑都比较灵光,老头在果园里面掌握了不少关于果树的技术,镇子里大队便安排老头做了一个小小的技术员。
老头咧着干裂的嘴唇乐开了花,因为技术员不用再受累了。那时候他也仅仅是个青年,意气风发的向四周的人炫耀,向果园里其他的工人发了几支旱烟。
在那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级里,老头碰见了老太太,也没发生太多特别的事,两人相恋结婚。老头给家里寄信,告诉家人,自己成婚了,生活安稳,一切都好。
若是按照我现在的理解,那个年代的爱情应该是浪漫的。因为有着耀眼的阳光,铺满大片大片的田野和果树,树上有蝉在鸣叫,田野里青绿色的蚱蜢随着青年男女的脚步飞出草丛,女孩儿有两条辫子,垂在两肩,肩膀随着咯咯的笑声轻微抖动,身后是纤尘不染的蓝天和艳阳。夜晚有蓝玻璃一样的夜空和像是破水而出的繁星,蟋蟀的声音穿透整个田野。
一切恬淡普通自然而然。
当然他们并不会这么觉得,因为在他们生活过的时空里,他们过得太辛苦了。我坐在老太太病榻边上,我知道她想好好享受现在的一切,她羡慕如今的智能手机和网络,喜欢现在的汽车和火车,她爱逛大型的综合超市。现在的生活一切应有尽有。
她说,现在多好哇,以前那时候的日子过够了,全他奶奶的过够了!
他们享受不到现在青年喜欢的浪漫,但是我相信,那年的他们一定会一起走过某一座铺满翠绿的山岗,或者一条清凉清澈的河。当然我看不见。
老头大概是那个时候,重新拿起小提琴开始拉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为老太太献上一曲?小提琴是随着老头一起被发配到东北的,老头一直都留着。虽然很久没再拉琴,但是依旧保养的很好。
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小提琴这物件儿没什么用,不顶吃也不顶穿,只有老太太爱得不得了。老太太少时家境殷实,也读过几年书,会拉二胡,一直羡慕着想学西洋乐器。
老太太家中人都勤劳,世代耕作留下一些田地,结果被扣了地主的帽子;因为家中雇佣过几个工人,又被说成资产阶级。于是土地改革时全家被斗倒了,家产和田地都被瓜分,只留下穷苦的一家子人。家人四散奔波,老太太因为成分不好,不能再读书,于是跟着家中哥哥来到这个镇子。几年光景,遇见了老头。
本来生活已经平静了,谁也不会再去抱怨什么,辛苦和贫穷已经习惯了,更何况所有的人都如此。文革时期,镇子里来了好些被下放的城市官员,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镇子里不能负担过多的人口,镇里大队的领导便下发公文,镇子里的百姓需自愿下到乡下参加革命生产工作。
当然没有人自愿报名,镇里大队便强制挑选一批百姓下乡,老头老太太赫然在列。因为成分不好,一个是地主后代,一个是逃跑香港的叛徒。那时候他们已经育有两个女儿,正在怀抱,他们二人抱着孩子随着一大批带有污点的人们集体下乡,到不同的村子报道。
后来动乱愈演愈烈,老太太的哥哥在另一个村子被打成重伤。因为地主的后代,并且在少年的时候和山里的土匪在一个饭桌上喝过酒。她的哥哥在炕上躺了几天最后去世,老太太也没敢出门去见她哥哥。
老头到了村子里,依旧每天忙碌在果园里。老太太不敢出门干活,家里就只依靠老头一人支撑,生活愈加贫穷。村子里物资匮乏,村里的供销社去到市里,回来的途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在镇里被一扫而空,剩到村子里的寥寥无几。老头总是跟着供销社的货车去市里用票换些生活用品,因为只有市里面才有。冬天的冷风吹得老头皮肤干裂,裸露在外的皮肤开始生冻疮,老头得了场病,从此落下了哮喘病和气管炎的病根。
这样生活总不是办法,老头便给南方的舅舅写信,希望能得到资助。慌乱又荒唐的年代,一纸书信飘摇大半个中国,换回几个包裹的用品,以及老头姐姐去世的消息。老头的姐姐因为是教师,被批斗,最后郁郁而终;舅舅作为大学教授,也被打成了臭老九,闲置在家,无所事事。信中还叮嘱老头记得把提琴收起来,再把名字改了。
老头的名字带了一个寿字,算是四旧。
年根底下,村子大队来人找老头,老头与他们来往不多,因为他们负责种玉米,老头种果树。果园距离那片玉米田相隔好远,老头从来只是在村头的大喇叭里听到他们。喇叭里总是说:不能私自进行买卖。
他们来找老头拉琴,老头吓坏了,连忙解释自己早已不拉琴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
他们表示老头不用担心,这次是在村里年底的文艺汇演上表演,表现突出记功有奖励。
老头不知道自己会拉琴的事儿怎么传扬了出去,老头战战兢兢跟着他们去了大队,见到了村里另外两个风雅人士:一个二胡、一个吹箫。三人在文艺汇演中表演节目,还在大队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艺文工团,虽然一直都只是三个人。可是无论怎样,老头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因为大队里对他们几人很是亲切,并且闲时还能文艺的玩玩音乐,冰冷的时间似乎也渐渐暖了起来。
时间再走,文革中期,偏僻的村子里已经没了那个年代最初的疯狂,因为大家都吃不饱,都是穷人哪里还有什么阶级。老太太在家里闲的久了,便养些鸡鸭补贴家用,除了按时要上交给大队的鸡鸭,剩下的鸡鸭也只得卖给大队,总觉得辛辛苦苦回报不多。
老头说养猪比鸡鸭好。于是两人去市里面带回一只漂亮的花猪崽儿,因为谁都没养过,于是叫着街坊四邻来帮忙,两人在一旁学了个差不多。
邻居说,你们家的猪吃的多,下食,长得一定快。卖到大队一定比我们多!
老太太在家养了大半年,猪吃的越来越多,就是个头一点也不长,谁都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犯了愁,怎么算都是亏了本。杀了吃浪费了这么长时间喂得食,卖到大队去大队又不收,因为猪太小了。恰巧那时不直哪里来了个外村人,偷偷摸摸的要买猪,因为不允许私下买卖,谁也不敢卖给他。老太太知道了,便冒着风险偷偷地把那头小猪卖了出去,那人闲这猪太小,老太太磨破了嘴皮子才把猪卖了,还热情的一直送到村头。
老太太结果被人举报了。大队书记气势汹汹的闯到家里,质问老太太怎么违反国家规定。老太太只身一人在家,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怕的心在胸腔里无规则的乱撞。她只得小声的嘟哝,我不知道有这规定。
大队书记说,村里喇叭天天喊,你听不到?你聋吗?
她被吓住了,于是不停的解释,买猪亏了本,这猪一直也不长,你们大队也不买,我能怎么办?
她一直说着这些,低声的吸着鼻涕。大概鼻涕的声音掩盖了自己耳中的喉咙声音,她越说声音越大,像是吵架一般,对着大队书记喊了出来。甩着鼻涕和眼泪把一切都喊给大队书记听,把这些年受的委屈全都喊了出来。
她没想到自己会喊出来,她想自己完蛋了。于是她又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想把自己心里觉得最委屈、最不平的事儿喊出来,结果喉咙不争气的发不出声。也许是不自觉的懦弱,或者是本性的软弱,她只能在嘴边絮絮叨叨的说,我没做错什么,怎么全都这样了。
她双眼通红,两洞泪水和鼻涕混了一脸,头发也毛毛糙糙的顶在头上。
老太太乐呵呵的跟我说,当时一定丑死了,还好本来就不漂亮,那时候村里的人都算不上漂亮。
很奇怪的,那次大队书记并没有给出处分。这让老太太心里更加不安,慌张的去找老头想办法。可是能有什么办法,日子还得照常过。老太太终日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什么时候背上一个罪名被批斗了。
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村里选举大队干部,老太太发现,自己居然被大队书记提名参选妇女主任,并且选举成功,成为了妇女主任,选票不详。老太太自知自己在村里和大多数人都不熟络,知道是大队书记帮了自己,尴尬的说不出话。
大队书记只是说,你以后是干部了,不能总躲在家里了,得带头去地里干活了。
村子里这几年,老太太过的早已不是少时的富裕日子,可是去田地里干农活却也没怎么干过。年轻的老太太坚持着把所有的汗水洒在田地里,埋头苦干。似乎比躲在家里辛苦多了,她好几次累的不想再起来,但她依旧坚持,为了点微薄的工分,也为了自己是妇女主任的责任。
往后的日子好过了,所有风波都结束了,好像是一瞬间的事儿,所有人都平等了,人们都辛苦的劳作。两个女儿都去读书,成绩很好,还出去读了大学。一切辛苦都结束了,一直到现在。
老太太满面慈祥,乐呵呵的诉说往事。所有的往事都藏在皮肤皱巴巴的褶子里,无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她把一切轻描淡写,只剩下时间洪流中的脸颊,被雕刻成所有往事都应有的模样。
老太太因为少时被迫中断读书的经历,如今每日都会翻几页杂志,看几张报纸,见到触动内心的句子还会工工整整的在一个旧本子上记笔记。闲时拿出皱巴巴的笔记本给我看,或者跟我说出各种大道理。
她总乐呵呵的对我说,你看这些话说得多好!
尽管我只把她说给我听的当做心灵鸡汤,但她依旧兴奋的像是发现了人生里最重要的意义。
她经常念叨,现在国家发展的好,生活越来越好。
她好像没有过太多的抱怨。
她给我讲的关于过去的故事,言语中并没有说出太多的痛苦,但我能想象得到,那些年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过来的。或许我也想象不到。
老头节俭,任何事都想节省点。日子也规律,吃饭做操一天三支烟。老头年轻时的烟瘾不小,因为健康一直控制。
那一日老头在阳台里抽烟,我坐在老太太床边,老太太又想要那她的读书笔记给我看。她躺在床上,缓缓地扭头。突然她的表情很痛苦,整个人那一刻以一个奇怪的姿势停顿在那。她缓缓地开口说,我头晕的厉害,整个身体也都很难受。
她已经卧床好久了,我知道病痛一直折磨她,若不是在那一瞬间她身体的感觉很糟糕,她不会突然说出来。
我去叫老头过来。老头掐灭了半截旱烟,佝偻着快步走了过来。
老太太见了老头,表情不再那么痛苦,慢慢的说,我现在很难受,好像更严重了。
老头说,去医院吧。
老太太说,不想去,每次起床都很难受。,
老头来了脾气,气管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已经如皮肤一样干裂的气管发出粗糙的声音,他大声吼道,每天就你事情多,你生病了,难受了,咱就花钱医院看病,去做化验,吃药打针怎么治疗都行。你不去医院你叫我来干什么,我又不会治病,我自己还有病呢!咱们女儿每天上班下班还得来照顾你,我每天也得照顾你,就你事情最多。
老头说完,气鼓鼓的要去给正在上班的小女儿打电话。
老太太在床上,干瘪的面容上突然绽出一个笑容,说,你每天这么辛苦的照顾我,我该怎么报答你呀?
老头心里依旧在生气,只是说,你尽会耍嘴皮子。
之后便颤巍巍的走了。
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窗外前几日下了厚重的积雪,东北的天一直灰蒙蒙的。寒冷的空气好像把整个世界都冻得坚硬。不过这里的阳光是会骗人的,隔着灰白的天空,像是藏在毛玻璃后面的火球,洒下一片又一片模糊的光。看起来温暖暖极了。
室内的也暖气热哄哄的。
我想我大概听懂了老太太讲述的年轻的故事。她把一切都轻描淡写,她把所有痛苦岁月藏进时间的皱纹里,换来一个淡然的微笑。时光雕刻的不仅仅是模样,也把所有的经历打磨的闪闪发光,跟着身体一起前行。
当一切都不再是负担。她其实是想给我讲述一个,没有苦难的温暖的故事。
比如我未曾见的,夏日里的过的一座山岗,和一条河。还有生命中一起经历过的,所有的温暖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