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五章 环境威力法则
“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威尔逊和克林认为，犯罪是秩序混乱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窗户被打破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来把它修好，行人就会以此推断，这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管理的地方。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然后无政府主义就开始从这幢楼向相邻的街道蔓延。他们在相关著作中写道，在一座城市，类似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秩序混乱，强行乞讨这些较小的问题，都和“破窗”效应一样，容易引起更严重的犯罪。“破窗理论”和“环境威力法则”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是一回事，其基本前提为：通过清理整治现实环境中最细枝末节的方面，就能够扭转、减轻流行病的蔓延态势。
在某些具体情境下，我们内在的癖性会屈服于强大的情境，这里的关键词是“情境”。津巴多说的不是环境，不是那些对我们全部生活起作用的主要外部影响。大多数心理学家确信，遗传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方式提供50％的解释；他只是认为，在特定的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种条件下，一个人的天性会消失得荡然无存。
我们在性格方面的错误认识，即认为它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与我们在加工信息时存在的盲点很相似。心理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种叫法显得怪怪的，这其实是指在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是爱犯一种错误：高估性格因素，而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的性情一面而不是从环境的一面寻找答案。再比如有这么一个试验，邀请一些观众观看两组水平相当的篮球选手表演，第一组球员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第二组球员在灯光昏暗的体育馆投篮（显然，他们会有好多球投不中）。看完表演之后他们需要说说哪一组球员水平更高一些，结果观众普遍认为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的那一组水平更高些。
性格其实更像是在某个时刻、某种情况和环境下流露出来的习惯、倾向和兴趣的集合体，这些东西互相联系，却不是密不可分。大多数人看起来好像性格稳定一致，那是因为我们能够很好地控制我们的环境。我们在感染他们，用我们的气势席卷他们，使他们渐渐放弃敌意，慢慢接受。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特殊人群——即那些有着非凡人际关系的人——的影响力来实现，这就是个别人物法则；这个目的可以通过改变交际的内容，通过使传递的信息浅显易记，从而使之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直至最后促成他们行动来实现，这就叫做附着力因素法则。
如果让人们在人群中做出推理或决定，他们得到的结论与他们独处时给出的回答截然不同。一旦我们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都容易感受到来自身边众人的压力、社会规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影响，正是这些至关重要的种种影响裹挟着我们加入到某个潮流中去。
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可以通过无数小型的、组织严密的群体来实现。如果我们想要发起什么潮流，要达到可以流行的程度，什么规模的“群体”才最有效呢？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来区分哪个群体能够成为社会上真正的权威群体，哪个群体不可能有多大影响力呢？事实证明，办法是有的，那就是“150法则”。
认知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作“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是指我们的大脑在接受某些信息时所具有的记忆空间。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他著名的《神奇的数字7》（The Magical Number Seven）一书中这样总结道：“或许是后天学来的，或许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结构决定的，我们似乎生来就受到某种局限，它使我们的通道容量保持在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内。”我们人类大脑一次只能加工这么多信息，超过了某个界限，大脑就无能为力了。比如，花点时间，想想你认识的人之中，哪些人的死真正让你感到被击垮了，列出一个名单。你写出来的名字很可能是12个左右，这是做过该调查的人列出数目的平均数。心理学家把名单中的人叫作“我们的同情群体”（our sympathy group）。仔细看看你的同情名单上的那些人名，你就会意识到他们都是你平日里投入关注最多的人——或者电话联系，或者天天见面，或者思念和牵挂。做某人最好的朋友对你投入的时间的要求可以很少，但你要付出许多感情，对一个人深切的关心可能让人心力交瘁。在介于10人和15人之间的某一点，我们就会感到难以承受，正如出现太多的调子我们就无法区分了。
我们大脑的构成方式决定了我们可以具有的功能。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交往的圈子最大，因为只有人类的大脑才足够大，才可以应付那么复杂的社会模式。事实上，邓巴发明了一个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适用的方程式，在该方程式里，他加入了某个动物属种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即新大脑皮质相对于大脑的比值。根据这个方程式就可以推算出某种动物所能拥有的活动群体最大值。在这个方程式里输入智人（现代人）的新大脑皮质比率，得到的数值是147.8，约等于150。“150这个数字似乎代表了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你能够知道他们都是谁，和你是一种什么程度的关系；或者说，你和这些人交往的程度达到了如果你未被邀请却恰好碰上他们在一起喝酒，但你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堪的程度）的人数的最大值。”
“在规模比较小的群体中，人们彼此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如果你希望看到一个组织有序的成功团体，人们之间的紧密团结极为重要。”格罗斯说，“如果人数太多，人们没有那么多共同的工作可做，共享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彼此就会变得陌生，紧密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格罗斯是有感而发，他亲身经历了哈特教派信徒聚居地如何达到那个神奇的数字，并目睹了之后发生的变化。“一个群体一旦达到那个规模，该群体内部就会开始形成新的宗派。”他打着手势，表示分裂，“一个群体分裂成两三个派别，这是人们最想要避免的情况。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反而是分支出去的好时机。”
“人们常常把人际关系的发展理解为一个相互公开自我的过程，”他这样写道，“尽管把这一过程演绎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展示和彼此接受会更富浪漫色彩，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理解成互动记忆的先兆。”互动记忆是构成亲密关系的一部分，韦格纳认为，正是这种互动记忆能力的缺失致使离婚变得痛苦。“感觉压抑和认知功能失常的离婚者可能正在忍受失去外部记忆系统的损失。他们原本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某个共识，原本可以依赖对方的记忆储存，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失去了互动记忆，人就像失去了大脑的一部分。”
遵循150法则建立有序的机制，这种机制能让新的观念和信息在整个组织内部轻易传播开来，可以由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一下子带动起整个组织。你可以利用记忆的纽带和来自同伴的压力来对组织进行管理。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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