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北京。
但是我对北京说不上很熟悉，大概因为一直不是“城里人”。
我家里人是从河北迁到北京的，小时候我在朝阳门外的时间比较多，倒不是住在那里，而是因为一去幼儿园就调皮捣蛋，总是被送回工体南路的外婆家，所以那里形成了我幼年生活的记忆。北京虽然宽容，但我们这些生活在“四九城“之外、听不懂也不会讲老北京话的人，是不被认作”北京人“的。成年之后，我多年四处漂泊，每逢有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我便掂量着对方期望的答案，视情说自己是”北京人“或者”河北人“。
幼儿园在工人体育场和东大桥之间。午睡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瞪着眼看着墙上的塑料拉花，闪闪亮亮的，我尤其喜欢那个紫红色的。等到其他小朋友都睡醒，我睁开眼，却被老师告知“又尿床了”，躺在床上不能出来，棉裤被烤在蜂窝煤炉上。下午的零食是一种叫做“米乐”的玉米膨化食品，松松脆脆，入口又有一点点粘在舌头上，甜味也不是很重，香香的很好吃。这时，老师便会狠狠威胁我，说因为我午睡尿床不发给我。
其他关于幼儿园的记忆，便是比如和小朋友吵架，我便说我舅舅是警察，那个时候竟然比成年之后还明白利用“势力”；或者是吃玉米粥时因为用勺子使劲刮搪瓷碗的碗底被老师骂；又或者是到了幼儿园就说自己肚子疼，被老师送回家里。
这期间，我们自己的家可能是住在光华路一栋宿舍楼里。我对屋里的唯一印象，是窗子下放着的一张办公桌，我父母在那上面擀饺子皮，背对着我。那也是童年时光里我对母亲唯一的印象。成年前后数次试图尝试心理咨询，总会被问到：你小时候和妈妈关系好吗？每当这时，我就一脸茫然，因为我对她的全部印象竟然都只在于那个包饺子的背影。如果说对那张桌子还有什么印象，那就是我站在桌子前面椅子背下面的横梁上，然后仰面摔了过去，左胳膊骨折了，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左半边身子不那么灵便。我还记得我骑了一辆蓝色小三轮车，从四层的楼梯上骑下去到了3层，可见也是摔的不轻。
在那里，我隐约有了对第一只宠物的印象。
我妈妈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个非常高大上的单位，尽管她的第一个岗位只是在公寓楼里开电梯。那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只被允许住在圈定的外交人员公寓里。每当有人任期满了，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便会把家里不要的东西送给在公寓里工作的中国人。除了一些小姑娘的衣服、画着漂亮文具的外国杂志，我妈还带回家过一只猫，一只通体雪白、眸子湛蓝的猫。
对那只猫我其实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只是记得跟着它一起来我家的猫罐头，在一个纸板上排列得整整齐齐。
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还都很艰苦，基本的生活尚是问题，第一次见到猫居然可以吃的那么奢侈。然而雪白的猫公主，最后大概也要适应于艰苦的生活，并且最终和家里很多的宠物有着同样的命运——被送到农村老家，因为我妈妈不喜欢长毛的哺乳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