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康有为变法理论著作之一。它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系列著作。
《新学伪经考》以破除守旧理论的古文经典为主，《孔子改制考》以树立孔子改制的变法理论为主，《大同书》则指出变法的光明前景。三者紧密联系，形成维新变法理论体系。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苦难众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对大同社会作了概括：“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
所谓“至平”，一指消除人类的等级、种族、男女的界限，达到人类一切平等。
他揭露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和悲惨，吸取西学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提出“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主张消除等级贵贱、免除奴隶、实现男女平等。
他还具体描述了消除人间的等级、种族及男女不平等的办法以达到人人平等的至平社会。
二指破除国家、国与国的界限，消除争夺战乱，达到天下太平。
他指出“有国之害”，因为有了国家，就“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这样就必然出现“以大国吞小国，以强国而消弱国”。
因此，他主张破国与国界限，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争夺战争，先建立“各国平等联盟之体”，再建立“联邦受统治于公政府之体”，最后建立“去国而世界和一之体”的太平之世。
康有为强调去掉国家、等级、种族的界限，实行男女平等，促使国家消亡，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众生如一，才是真正实现大同理想。认为这样才能使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生活。
所谓“至公”，一指消除财产公有，达到产业公有。他指出财产私有之害，因为财产私有造成贫富的不均。他认为现实社会“贫富之不均，远若天渊”。财产私有造成农人之苦、工人之苦、商业竞争而“制作伪货，以误害人”等危害。因而提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有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
二指消除家私，达到去私为公。
他指出家庭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一定的历史存在价值，但家庭私有制产生私的观念：“有家则人各私其子”。
他认为，家庭私有是“太平世界阻碍相隔之大害也”。因此，他提出：“欲致太平，必在去家。”
他设计了去家的良法，即建立公政府，采取公养之，设立“人本院”，指公立接生院、公立育婴院、公立怀幼院；公教之，设立公立蒙学院、公立小学院、公立中学院、公立大学院；公恤之，设立公立医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化人院，使人人从生育、教养、送终皆归于公，这样就可以“尽去人之家、族、乡、国，以绝人自私之根”，达到人人去私为公。
所谓“至仁”，一指仁德高尚，去私为公，“人人相亲”，“视人如己，无有界限”。
大同之世，人人都成了“仁人”。对“仁者”予以奖励，其奖励办法，一是“荣名”，即“仁人”，上、大、至、至大“仁人”等称号；二是“奖金”，达到不同仁人以等级不同奖金。
对于“智者”予以奖励，其奖励办法也是“荣名”和“奖金”两种。
对智仁兼备者，给以更高的“荣名”，使其“荣尊于世，领获巨金，行乐于时，富贵迫人”。
二指达到仁的最高境界，仁爱众生。
他指出，儒家的仁是始于爱亲，进而仁民，终于爱物。“孔子之道有三：先曰亲亲，次曰仁民，终曰爱物。”
大同之世，是至仁之世，全世界之人都戒杀，爱护一切动物。
大同之世达到了“至平”“至公”“至仁”，因而也消除了人类一切苦难，进入了“至乐”境界。他描述的人类社会“极乐世界”的远景是：“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所谓“至乐”，一指物质生活的至乐。
大同之世的农为“公农”，工为“公工”，商为“公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皆十分丰厚，工人地位最高，既是工人又是“学人”；生产力高度发展，所有生产劳动全采用机器，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每日劳动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其他皆游乐读书之时。
二指精神生活的至乐，到大同之世，人的精神境界很高，“自能爱人，自能无罪”。到大同之世，人已无所忧思，只思长生，讲求养生之道。
康有为将大同之世，描绘为“至平”“至公”“至仁”“至乐”的人间天堂。他认为，大同之世符合“公理”，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将来一定会实现。
《大同书》是康有为吸取西学新知识，观察西方现代文明新发现，并发现其弊端而以儒家大同理想为模本，以进化论为理论所作的一部巨著宏论，不仅克服了儒家将“大同”理想根之于上古的复古论，较之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更高出一筹。它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
其一，它激烈批判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从各方面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著作，对劳动人民寄予同情，这是很大的进步，对提高人们对剥削制度的认识有积极意义。
其二，它还竭力宣扬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平等独立，充满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洋溢着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大同社会更是一个无比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文明高尚的理想社会，简直是对人类公理、正义、平等、自由的赞美诗，对剥削制度罪恶的控诉书。反映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苦难，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热烈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其三，它作为康有为维新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新变法树立光辉的前景，在那黑暗的年代，引导人们去追求光明前途，放眼未来向前看，给维新派以新的思想武装，鼓舞其为资产阶级改革事业而奋斗，对维新运动起推动作用。
《大同书》是康有为毕生最伟大的力作，是他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他以丰富的想象描绘未来人类社会的美妙图景，在当时不愧为天才的杰作，所以它被梁启超誉为思想学术界的“大地震”，是当时中国思想界一朵灿烂的鲜花。
当然，《大同书》也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本身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包含着阶级调和论、种族歧视以及实现大同之世道路的幻想，它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认识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反对阶级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广泛开展以后，越来越失去其进步意义。
